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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俄军会突破防线，打散邻近的奥军部队，迫使他们离开壕沟，进入开阔地。四月二日就发生这样的事，奥军一个团被迫退到其后面某村，撤退时损失十四名军官、八百零二名士兵，相当于他们本已日渐萎缩之兵力的三分之一。[39]在战线后方，俄军正搜刮其所占领的奥匈帝国领土的资源。有位俄国军官四月十五日写道：“最近我一直在征用物资，为此得用军票换取加利西亚人的母牛，其实就是抢。加利西亚妇人哭泣、尖叫、亲我的手，我的兵牵走她的母牛时，她咬他们的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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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西亚的苦，康拉德似乎无动于衷。他在泰申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写着“参谋总长在咖啡馆”或“参谋总长早上在读报”之类的活动记录。[41]他的情妇吉娜于一月时前来待了四天，招来维也纳和军方充满厌恶的强烈批评。奥地利媒体，在陆军设于维也纳恬静郊区的新闻总社指导下，也表现得好像一切顺利，没出任何差池似的。报纸自信满满地报道奥军、德军如何英勇，如何善于解决问题、化险为夷，穿插以俄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落魄倒霉的故事。有漫画描绘吓得要死的俄国军人包着尿布，想爬过咧嘴而笑的奥地利步兵身旁，图说写着“伪装大师”。有漫画描绘鱼跃离波兰、加利西亚的河湖，因为有太多逃跑的俄国人溺死在水里：有条开心的鱼落在干地上时对其同伴说：“我们要走人，因为水污染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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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家轻描淡写前线的骇怖。“内敌，来自北战场的报道”以三张画呈现一可怜的奥地利军人在抓虱子，然后在第四张画里他脱到只剩短裤，丢掉军服：“我们的猛攻终于迫使守军让出阵地。”但实情是这些哈布斯堡士兵不只一身虱子，还惹人厌。奥地利新闻局以戏谑心态报道了以下故事：有支德奥巡逻队“在南波兰某处”找吃的。每个农民都以带着苦恼的同样说词把他们打发走：“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俄国人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南波兰的情况这么惨，就在这时，德国人突然染上痢疾，病得非常严重，这人向民家借用厕所。农民盯着他看，一脸不解神情，然后回道，“没有，长官！俄国人把那个也吃了！”简而言之，这些东部农民几乎和那些吃屎的俄国人一样蠢：笨、天真、不卫生，与他们周遭那些干净，有条不紊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大相径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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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宣传一样低劣。它敦促军民继续投入“为圣索菲亚而打的战争”。圣索菲亚是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原是东正教大教堂，而在这些遭战火摧残之地的军民眼中，它想必和月亮一样遥远。一九一五年初期，有位俄国军官看过送到他位于加利西亚的战壕的俄国报纸后，对标题印象深刻：“这场战争已把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牢牢团结为一，并肩作战。”他躺在报纸旁，心里想着：“让我来告诉你真相；我们人在加利西亚，春天的第一天，天气很美，一辆破烂不堪的旧雪橇沉重地走在土路上；斜躺在雪橇上的是个年轻的哥萨克人，毛皮帽下露出他梳理整齐的马尾辫。拖着这辆雪橇走过土石地的是只母马，母马没东西吃，饿得皮包骨，肋骨根根突出，像床垫上坏掉的弹簧；。骑在母马身上者是个老‘犹太男孩’，因害怕而一脸吓呆的神情。哥萨克人偶尔懒懒地举起皮鞭抽犹太人的背，示意犹太人鞭马加快脚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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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于开打后头四个月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损失了百万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又损失八十万，其中四分之三死于若待在冬季住房就可避免的疾病。维也纳与泰申以需要解普热梅希尔守军之围为理由打这场冬季战争，结果却失去六万守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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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第二集团军，在三月头几天，就因冻伤损失四万人。事实上，根据每日死伤报告，冻伤所造成的兵力损失，远高于战场伤亡所造成的。[45]南集团军已损失三分之二兵力。令第三集团军残破不堪、雪上加霜的是，这时意大利就快参战攻打奥匈帝国。[46]俄军三、四月时派兵探查诸山口，遭激烈抵抗，迫使康拉德再度请求德国派兵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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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位置变得岌岌不保。施蒂尔克有次去了奥匈军总司令部，在观察康拉德后论道，“他清楚没有德国大力援助，治不好我们的弱点，而这一认知像虫一样啮咬他的心”，“他知道德国若提供这援助，会要求奥地利领导阶层以受其摆布作为回报，而此事令他斗志全消，使他成了冷漠无情的盟友。”他每天把心力花在维护其与总司令部里的德国人“平起平坐”上，冷落他们，退回他们例行的盟国文书作业要他们修改，坚持愈来愈虚妄的奥地利独立地位。[47]鲁登道夫这时已打从心底瞧不起康拉德和奥地利人，但还是又出手相救，派贝斯基德军（Beskidenkorps，来自鲁登道夫之前线部队的士兵和来自南集团军的两个半师）前去遏阻俄军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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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普热梅希尔又落入俄军之手，[48]为愚蠢的喀尔巴阡山冬季战役画下句点。为拯救要塞里挨饿被围的十五万居民，这场战役牺牲了八十万人，结果最后竖起白旗，落入俄军之手。一名目睹奥地利守军投降的英国人写道，守军看来“快饿死……我没看到比这更绝望、更沮丧的一群人”。他们的军官显然未和入伍兵同甘共苦；他们“看来富足，吃得好，据居民所说，生活豪奢”。[49]美籍记者史坦利·华许本从伦贝格横越一百四十多公里到达普热梅希尔，“道路上积着厚厚的烂泥，撤走的战俘堵住道路”，而他也对要塞里截然不同的情景大感惊讶。军官看来很健康，对战败浑然没放在心上。“看着他们在街上开心地聊天……很难理解他们的马已被吃了或他们的骑兵已被俄国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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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骑兵饿到发昏。围城期间，奥匈帝国守军已吃光存粮，然后开始吃运输用的马，再吃骑兵的马，最后吃城里的猫狗。奥地利军官留下自己的马且继续喂食，直到投降前十小时才交出来，它们也全遭宰杀，但不是为了给挨饿的入伍兵填肚子，而是为了不让马落入俄国人之手。有位在普热梅希尔投降后最早进城的俄国军官，描述了“我在战争里所见过最骇人的景象……匈牙利军人饿到发狂，生吃血淋淋的肉块，用小刀和指甲从刚杀的马尸上挖肉，手、脸满是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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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愤慨的丑事在维也纳上演。在布拉格地区征兵组建的第二十八团，哈布斯堡君主国最悠久的团之一，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遭皇帝下令解散。这个捷克人居多的团，在喀尔巴阡山脉全团离开战斗岗位，向俄军投降，不料他们以为满是俄国人的那道壕沟里，竟全是德国步兵。五十名官兵遭以叛国罪被送上法庭；八名遭绞刑处死，其他人判服苦役。团中士兵先被枪毙掉十分之一，然后其余士兵被打散拨到其他部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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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危机所在。奥匈帝国军队已伤亡两百万人，却一无所获。哈布堡斯君主国运了四个集团军四十二个师进入喀尔巴阡山脉，然后被消灭，而消灭他们的最大敌人就是奥地利自己的无能。[52]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剩二十五万毫发无损的兵力。俄国开战以来死伤一百九十万人，但仍有六百三十万兵力在战场上。正如俗话所说，“俄罗斯母亲的儿子够多”。沙皇的后备兵力似乎取之不竭，一九一五年三月俄军参谋总长的话正无情证实这一表象：“即使以目前的‘损耗’再打两年，仍不愁找不到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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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还是有令俄国发愁之处。俄国开打头一年损耗极大（一个月三十万到四十万人），陆军其实已耗尽可合法征召入伍的壮丁。沙皇因此开始非法召兵：还未达服役年龄的年轻人、警察、有缓役资格的男子、俄罗斯帝国内两千万非俄罗斯裔人民。这些非俄裔居民战前一直不用服兵役，此刻突然失去这权利。俄国国会或许原被认为会反对让人民送死，会阻止把人民送去当炮灰，结果反倒提供炮灰：凡是军方想要的人，不管有没有免役资格，全双手奉上。[53]于是，借由光明正大和见不得人的办法，俄国有源源不绝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当奥地利火炮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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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五月，施蒂尔克将军经过一列俄军战俘身旁时，惊讶于他们气色竟那么好；奥地利已在刮取最后的人力残渣，这些俄国人却看来“强壮、健康、吃得好、青春正盛、穿着很好的衣服鞋子。他们看来一点不像战败……根本开心于能离开壕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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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俄国人本身无法完全发挥其潜力（名义上有一千七百万兵力的军队），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就（诚如当时某人所说的，“他们未被有效击退，但也无法往前推进”），给了奥地利喘息空间。互斗的俄国将领（北边的鲁斯基与南边的伊万诺夫斗）无法在该偏重哪个战线上达成一致见解，鲁斯基最后根本无视尼古拉大公要其以南战线为重的命令。因此，伊万诺夫四月攻进喀尔巴阡山脉，拿下杜克拉山口时，俄国三分之二兵力仍待在普里佩特河以北。俄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生产的炮弹太少，一九一五年入伍服役一百四十万新兵，只有七万支步枪可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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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奥地利人能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打过仗的哈布斯堡军队已被打掉，换上的是未经战火洗礼的民兵军队。就连老兵都不是特别能打。康拉德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发了一份问卷给其部队指挥官，询问他们对开战以来的观感，而回复的意见，拿措辞最客气的来说，都令人气馁：部队士气涣散；厌恶军服（颜色太亮）和背包（太重且“塞满无用的东西”）。虽然士兵集体大批伤亡，但军官仍然偏爱“纵深队形和宽阔的正面”，而此举把大批穿着亮蓝灰色军服的人集结成簇推进，招来敌人枪炮攻击。但那些以紧密队形组成的连纵队，似乎是驱使这些难驾驭的士兵上前，“保住对军队的控制力和机动性”（某军官语）的唯一办法。它们也是使士兵开枪的唯一办法，因为没有军官或士官在旁监视，士兵不会开枪。他们会只是把脸埋在土里，祈祷获救。有个皇家步兵营军官认为，“士兵爱用铲子的恶习得打破”，“士兵奉命进攻，往前走几步就立即开始挖壕，但离敌人还太远，开枪根本打不到对方。”他们的壕沟反映了这一（有其充分理由的）悲观。“士兵把时间全花在改善他们的壕沟、胸墙、防榴霰弹设施，未把时间花在想办法在壕沟外开火。”因此，看来坚不可破的奥匈帝国壕沟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个“看不见外面、得到掩护、把自己围起来的孤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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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差已成为奥地利的通则，而非例外。就连历史悠久、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团，都报告“开小差、纪律涣散的情形变多”。每个团里的士兵都想逃跑，被俘时，他们会说他们已在最近的战斗里被列为“失踪者”。进攻时若有人遭击中，他身边的人个个都停止进攻，替他包扎，把他抬到救护站。有人劝康拉德成立“骑马军事警察”，要他们在每个部署了奥匈帝国部队的地方不断巡逻，以遏止掉队、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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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团有自己的士气问题。奥芬贝格打赢科马鲁夫之役后，因为批评彼得·斐迪南大公被撤职，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自己家遭逮捕，关了三十六天，然后被以一九一二年迫使他离开陆军部的那件丑闻受审。当年皇帝似乎觉得无伤大雅的一件丑闻（奥芬贝格在宣布一笔火炮大宗购买案前夕拿Skoda公司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此刻似乎变得无比重要。奥芬贝格的名字遭从教科书介绍科马鲁夫之役的部分移除，他被指控把股票内线消息卖给外国投资人，进而危及国家安全。整件事（从未完全获证实的一件事）根本就是为了报复、拿小事大做文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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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没奥芬贝格这么高的军官，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只想着升迁（擅于保命者），另一派是战争开打时征召入伍而官运没这么好的新干部。大部分一年期的志愿军官（为免被征去当大头兵而取得后备军官身份的学生、专业人士），这时置身前线。他们在维也纳没有人罩，没有机会取得所谓的“免挨子弹的差事”。最不用挨子弹者是匈牙利人，因为凡是与匈牙利议会有关系的军官，不管是议会里的议员、男侍从、助理或分析员，都能在开议期间请假。弗朗茨·约瑟夫向马扎尔人做出数个造成国内分裂的让步，这是最近一个让步，但这一让步发生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正值哈布斯堡军队人力需求正殷之时，在维也纳引发比以往更大的怨怼。[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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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奥地利军官和俘获他们的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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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初期时，哈布斯堡军官团已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是职业军官，往往有人脉来取得远离前线、“免挨子弹”的差事；另一派是仓促动员来，在壕沟里吃苦的志愿军官。照片中这群被俘的奥匈帝国军官，看来为不用再打仗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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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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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抵达奥地利前线的士兵，发现他们（短暂）受训所要应付的情况是一回事，战地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火炮就不多的奥匈帝国炮兵，开打头六个月已损失千门加农炮，却只新造出两百七十八门来填补。炮弹产量一直停在每月需求的八分之一左右的程度。[58]难怪士兵对自家炮兵完全没有信心。有位军官写道：“他们把我们的伤亡惨重归咎于缺乏炮兵准备和支持……缺乏重型火炮。”[59]他们说得没错。康拉德的问卷里，有一道问题要师长说说他们对与重型炮兵部队合作的看法，结果大部分师长都答得很干脆，“本师从未用过重型火炮”。[60]在老军队里，军官若发现自己部队有这短处，会试着用士兵的母语向他们说明，但老军队已葬身在塞尔维亚、加利西亚的泥地里和喀尔巴阡山脉的雪地里。开打头几个月，有太多奥地利校级军官丧命或残疾，因而不得不以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居多的后备军官紧急递补，而这些军官既无时间也无意愿学他们士兵的“团内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