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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位置变得岌岌不保。施蒂尔克有次去了奥匈军总司令部,在观察康拉德后论道,“他清楚没有德国大力援助,治不好我们的弱点,而这一认知像虫一样啮咬他的心”,“他知道德国若提供这援助,会要求奥地利领导阶层以受其摆布作为回报,而此事令他斗志全消,使他成了冷漠无情的盟友。”他每天把心力花在维护其与总司令部里的德国人“平起平坐”上,冷落他们,退回他们例行的盟国文书作业要他们修改,坚持愈来愈虚妄的奥地利独立地位。[47]鲁登道夫这时已打从心底瞧不起康拉德和奥地利人,但还是又出手相救,派贝斯基德军(Beskidenkorps,来自鲁登道夫之前线部队的士兵和来自南集团军的两个半师)前去遏阻俄军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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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普热梅希尔又落入俄军之手,[48]为愚蠢的喀尔巴阡山冬季战役画下句点。为拯救要塞里挨饿被围的十五万居民,这场战役牺牲了八十万人,结果最后竖起白旗,落入俄军之手。一名目睹奥地利守军投降的英国人写道,守军看来“快饿死……我没看到比这更绝望、更沮丧的一群人”。他们的军官显然未和入伍兵同甘共苦;他们“看来富足,吃得好,据居民所说,生活豪奢”。[49]美籍记者史坦利·华许本从伦贝格横越一百四十多公里到达普热梅希尔,“道路上积着厚厚的烂泥,撤走的战俘堵住道路”,而他也对要塞里截然不同的情景大感惊讶。军官看来很健康,对战败浑然没放在心上。“看着他们在街上开心地聊天……很难理解他们的马已被吃了或他们的骑兵已被俄国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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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骑兵饿到发昏。围城期间,奥匈帝国守军已吃光存粮,然后开始吃运输用的马,再吃骑兵的马,最后吃城里的猫狗。奥地利军官留下自己的马且继续喂食,直到投降前十小时才交出来,它们也全遭宰杀,但不是为了给挨饿的入伍兵填肚子,而是为了不让马落入俄国人之手。有位在普热梅希尔投降后最早进城的俄国军官,描述了“我在战争里所见过最骇人的景象……匈牙利军人饿到发狂,生吃血淋淋的肉块,用小刀和指甲从刚杀的马尸上挖肉,手、脸满是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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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愤慨的丑事在维也纳上演。在布拉格地区征兵组建的第二十八团,哈布斯堡君主国最悠久的团之一,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遭皇帝下令解散。这个捷克人居多的团,在喀尔巴阡山脉全团离开战斗岗位,向俄军投降,不料他们以为满是俄国人的那道壕沟里,竟全是德国步兵。五十名官兵遭以叛国罪被送上法庭;八名遭绞刑处死,其他人判服苦役。团中士兵先被枪毙掉十分之一,然后其余士兵被打散拨到其他部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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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危机所在。奥匈帝国军队已伤亡两百万人,却一无所获。哈布堡斯君主国运了四个集团军四十二个师进入喀尔巴阡山脉,然后被消灭,而消灭他们的最大敌人就是奥地利自己的无能。[52]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剩二十五万毫发无损的兵力。俄国开战以来死伤一百九十万人,但仍有六百三十万兵力在战场上。正如俗话所说,“俄罗斯母亲的儿子够多”。沙皇的后备兵力似乎取之不竭,一九一五年三月俄军参谋总长的话正无情证实这一表象:“即使以目前的‘损耗’再打两年,仍不愁找不到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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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还是有令俄国发愁之处。俄国开打头一年损耗极大(一个月三十万到四十万人),陆军其实已耗尽可合法征召入伍的壮丁。沙皇因此开始非法召兵:还未达服役年龄的年轻人、警察、有缓役资格的男子、俄罗斯帝国内两千万非俄罗斯裔人民。这些非俄裔居民战前一直不用服兵役,此刻突然失去这权利。俄国国会或许原被认为会反对让人民送死,会阻止把人民送去当炮灰,结果反倒提供炮灰:凡是军方想要的人,不管有没有免役资格,全双手奉上。[53]于是,借由光明正大和见不得人的办法,俄国有源源不绝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当奥地利火炮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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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五月,施蒂尔克将军经过一列俄军战俘身旁时,惊讶于他们气色竟那么好;奥地利已在刮取最后的人力残渣,这些俄国人却看来“强壮、健康、吃得好、青春正盛、穿着很好的衣服鞋子。他们看来一点不像战败……根本开心于能离开壕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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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俄国人本身无法完全发挥其潜力(名义上有一千七百万兵力的军队),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就(诚如当时某人所说的,“他们未被有效击退,但也无法往前推进”),给了奥地利喘息空间。互斗的俄国将领(北边的鲁斯基与南边的伊万诺夫斗)无法在该偏重哪个战线上达成一致见解,鲁斯基最后根本无视尼古拉大公要其以南战线为重的命令。因此,伊万诺夫四月攻进喀尔巴阡山脉,拿下杜克拉山口时,俄国三分之二兵力仍待在普里佩特河以北。俄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生产的炮弹太少,一九一五年入伍服役一百四十万新兵,只有七万支步枪可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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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奥地利人能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打过仗的哈布斯堡军队已被打掉,换上的是未经战火洗礼的民兵军队。就连老兵都不是特别能打。康拉德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发了一份问卷给其部队指挥官,询问他们对开战以来的观感,而回复的意见,拿措辞最客气的来说,都令人气馁:部队士气涣散;厌恶军服(颜色太亮)和背包(太重且“塞满无用的东西”)。虽然士兵集体大批伤亡,但军官仍然偏爱“纵深队形和宽阔的正面”,而此举把大批穿着亮蓝灰色军服的人集结成簇推进,招来敌人枪炮攻击。但那些以紧密队形组成的连纵队,似乎是驱使这些难驾驭的士兵上前,“保住对军队的控制力和机动性”(某军官语)的唯一办法。它们也是使士兵开枪的唯一办法,因为没有军官或士官在旁监视,士兵不会开枪。他们会只是把脸埋在土里,祈祷获救。有个皇家步兵营军官认为,“士兵爱用铲子的恶习得打破”,“士兵奉命进攻,往前走几步就立即开始挖壕,但离敌人还太远,开枪根本打不到对方。”他们的壕沟反映了这一(有其充分理由的)悲观。“士兵把时间全花在改善他们的壕沟、胸墙、防榴霰弹设施,未把时间花在想办法在壕沟外开火。”因此,看来坚不可破的奥匈帝国壕沟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个“看不见外面、得到掩护、把自己围起来的孤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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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差已成为奥地利的通则,而非例外。就连历史悠久、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团,都报告“开小差、纪律涣散的情形变多”。每个团里的士兵都想逃跑,被俘时,他们会说他们已在最近的战斗里被列为“失踪者”。进攻时若有人遭击中,他身边的人个个都停止进攻,替他包扎,把他抬到救护站。有人劝康拉德成立“骑马军事警察”,要他们在每个部署了奥匈帝国部队的地方不断巡逻,以遏止掉队、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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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团有自己的士气问题。奥芬贝格打赢科马鲁夫之役后,因为批评彼得·斐迪南大公被撤职,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自己家遭逮捕,关了三十六天,然后被以一九一二年迫使他离开陆军部的那件丑闻受审。当年皇帝似乎觉得无伤大雅的一件丑闻(奥芬贝格在宣布一笔火炮大宗购买案前夕拿Skoda公司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此刻似乎变得无比重要。奥芬贝格的名字遭从教科书介绍科马鲁夫之役的部分移除,他被指控把股票内线消息卖给外国投资人,进而危及国家安全。整件事(从未完全获证实的一件事)根本就是为了报复、拿小事大做文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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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没奥芬贝格这么高的军官,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只想着升迁(擅于保命者),另一派是战争开打时征召入伍而官运没这么好的新干部。大部分一年期的志愿军官(为免被征去当大头兵而取得后备军官身份的学生、专业人士),这时置身前线。他们在维也纳没有人罩,没有机会取得所谓的“免挨子弹的差事”。最不用挨子弹者是匈牙利人,因为凡是与匈牙利议会有关系的军官,不管是议会里的议员、男侍从、助理或分析员,都能在开议期间请假。弗朗茨·约瑟夫向马扎尔人做出数个造成国内分裂的让步,这是最近一个让步,但这一让步发生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正值哈布斯堡军队人力需求正殷之时,在维也纳引发比以往更大的怨怼。[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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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奥地利军官和俘获他们的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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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初期时,哈布斯堡军官团已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是职业军官,往往有人脉来取得远离前线、“免挨子弹”的差事;另一派是仓促动员来,在壕沟里吃苦的志愿军官。照片中这群被俘的奥匈帝国军官,看来为不用再打仗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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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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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抵达奥地利前线的士兵,发现他们(短暂)受训所要应付的情况是一回事,战地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火炮就不多的奥匈帝国炮兵,开打头六个月已损失千门加农炮,却只新造出两百七十八门来填补。炮弹产量一直停在每月需求的八分之一左右的程度。[58]难怪士兵对自家炮兵完全没有信心。有位军官写道:“他们把我们的伤亡惨重归咎于缺乏炮兵准备和支持……缺乏重型火炮。”[59]他们说得没错。康拉德的问卷里,有一道问题要师长说说他们对与重型炮兵部队合作的看法,结果大部分师长都答得很干脆,“本师从未用过重型火炮”。[60]在老军队里,军官若发现自己部队有这短处,会试着用士兵的母语向他们说明,但老军队已葬身在塞尔维亚、加利西亚的泥地里和喀尔巴阡山脉的雪地里。开打头几个月,有太多奥地利校级军官丧命或残疾,因而不得不以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居多的后备军官紧急递补,而这些军官既无时间也无意愿学他们士兵的“团内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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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无缘得到任何语言的安慰。战前嘲笑弗洛伊德的奥地利军官,这时拟出一套精神病词汇,以描述他们士兵的遭遇。他们神经毁坏(nervenzerüttenden)或神经分裂(nervenzersetzenden),已失去自制力(Selbst-Kontrolle),得了感觉紊乱症(Sinnesverwirrung)、神经扰乱症(Nervenstörungen)或彻底神经崩溃(Nervenzusammenbrechen)。似乎每个人都患有某种程度的惊弹症。士兵被投以镇静剂溴化钠,但那从未驱散惊骇的主要根源:敌人炮火把许多同袍炸成血肉模糊一团的景象。有位战地记者看过某陆军医院里这些受惊吓的士兵后写道:“他们进来已约一星期,其中许多人茫然发呆。他们就躺在那里,几乎未从惊弹症中苏醒过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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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征兵制原以十九到四十二岁男子为征兵对象,后来遭悄悄修改,将征兵年龄扩大为十八至五十岁。原被归类为无用之人的吉普赛人,变成得服兵役,为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所首见。前几年被视为心智上或身体上“不适服役”而免服兵役的两百多万男子,这时当权者大笔一挥,变成适于服役。[62]意大利整军经武,据传要建立三十个军、一百三十万兵力,部署于特伦托(Trento)和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线,奥匈帝国因此已在思考彻底承认失败之事。[63]一九一五年三月,康拉德告诉博尔弗拉斯,成功已无望;哈布斯堡军队已垮掉,得再次胁迫德国人出手相救。他在议事录里阴险写道:“我们可以一再威胁要和俄国单独媾和,作为反制的筹码。”四月,康拉德向法尔肯海因发出同样的威胁:奥匈帝国放弃加利西亚(给俄国),会比放弃的里雅斯特(给意大利)更早,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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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肯海因深信奥地利已在垮掉边缘,于是派施蒂尔克先去泰申,再去维也纳,以说服康拉德和皇帝做出会让意大利放弃参战的那些让步。施蒂尔克在两处都无所获。康拉德与蒂萨刚如愿将贝希托尔德解职(一九一五年一月),理由是贝希托尔德竟提议以哈布斯堡王朝的特伦蒂诺和奥地利所占有的阿尔巴尼亚领土收买意大利,使其不与奥匈帝国为敌。他们让伊斯特万·布里昂伯爵当上外交部部长,指示他寸土不让。施蒂尔克来到泰申时,康拉德轻蔑说道:“不知法尔肯海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把这位将军送到维也纳,说外交政策他无权置喙。此前他一直有权置喙;只是此后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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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施蒂尔克最后一次看到老皇帝,皇帝昏昏欲睡地告诉他,“不会把领土让给”意大利人或其他人。为满足这老人的荣耀观、帝国观,还会有数十万人在意大利战线上死亡、受伤。与施蒂尔克会晤时,布里昂以明确口吻表示,如果他知道意大利人不是随便说说,他或许会力主让步:“如果有人拿着未装子弹的手枪指着我,我不会交出我的钱包,除非我知道手枪有装子弹,那时我才会做决定。”但在抢匪扣扳机之前,受害者要如何知道手枪里有没有装子弹?而装子弹的过程会增添施暴的风险,一如一九一四年的动员所表明的。施蒂尔克黯然离开,觉得布里昂或维也纳官场里的其他人都是平庸之辈。他写道,德国人比更直接受到威胁的奥地利人,更敏锐察觉到意大利出兵干预的威胁。比洛亲王转达了来自罗马的另一个非正式提议:把南蒂尔罗给意大利,意大利就会继续保持中立。这提议不算过分,在兵败塞尔维亚和喀尔巴阡山、普热梅希尔陷落、军队垮掉之后,为奥地利人所乐见,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再度立即拒绝。在两个战线都败下阵后,对于在第三个战线可能也战败,他似乎没放在心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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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与这场可怕战争的现实面脱节,而且脱节现象就属此时最鲜明。有位名叫阿瑟·鲁尔(Arthur Ruhl)的战地记者,参观过布达佩斯的某家奥匈帝国医院(院里满是蒸汽、消毒水、腐烂伤口的气味),久久难忘于所见的真实情景。他写道:“只有见识过现代火炮的威力者,才知道它们有多可怕。”这些伤残士兵与运兵火车之间的强烈反差,令他大不舒服。运兵火车覆盖祈求好运的绿枝和鲜花,隆隆驶过这医院的窗户下方——只是为东部战线运去更多炮灰。从病床上往下看的那些伤兵,没那么幸运,身上被炮弹和子弹打出窟窿。有个伤兵脖子上有道手掌宽的伤口,伤口深到让鲁尔能看到颈动脉在薄薄一层纤维底下搏动。他仔细观看了榴霰弹、子弹创伤的X光照片,看到“骨头被子弹打碎,喷出周边肌肉,好似被引爆过”。从喀尔巴阡山脉送回的截肢者,人数之多同样令他震撼:其中许多人“是作战时受的伤,但也有寒冬里被丢在外头二十四小时或更久而未获救的哨兵,脚冻坏,脚踝以下切除”。他走过一间间病房,估算有(且闻到)“数千个冻坏的手、脚”,其中大部分手脚“发黑,渐渐烂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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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匈帝国来说,这整场搞砸的战争已经开始烂掉。此后所要做的,乃是把奥地利的作战行动委托给德国操持,悲惨结束一场维也纳决策者原以为可中止奥匈帝国颓势、重振帝国构想的冲突。奥地利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原有机会得胜,有超乎其预期的好机会。但即使有德国相助,哈布斯堡君主国也浪费了所有机会,最后它的军队残破不堪地摆在从波兰经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头,一路往南到波斯尼亚的一条战线上。奥地利本身的存在意义也已残破不堪。经过无以计数的战败,这个二元君主国从其子民和邻邦那儿赢得的尊敬已荡然无存,任何团结一致或主权的表象也荡然无存。它的来日已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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