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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的地理位置可谓相当不利。它缺乏可供开拓的自由空间，既无法像英国、法国，甚或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那般经由海路进行扩张，也无法和俄国一样东向深入亚洲腹地。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德意志国已然成为强权，于是也具备了强权的本能，打算让自己变得更大。这种本能可说是一开始就被放入了它的“大国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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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存在着第二项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处于不大不小的尴尬地位。早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它在一对一的时候或许强过任何单独的欧洲大国。但它当然敌不过列强的同盟，更遑论是由围绕在外的全体强权一起组成的同盟。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国始终对此类的同盟心生畏惧。列强当中的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俄国却都感觉自己不如德意志国强大，于是倾向于争取与他国缔结同盟。德意志国又因为它们的此种倾向，不断设法阻止形成这样的同盟，必要时更不惜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来加以破除。我们可别忘了：对当时所有的强权来说，战争仍然是“最后的理性”，亦即最终与最严峻的政治手段。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在违背帝国创建者原意的情况下（我在此重复这一点，并且将在后面更详细地加以阐述），往往会认为建立德意志国的工作仍不完全——它非但不是民族历史的极致，反而是一个跳板，通往从未明确定义出来的扩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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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将1871年在凡尔赛宫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称作“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而不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德国”（Deutschland）？主要的理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大于——但同时也小于——“德国”这个民族国家。“小于”，那是因为它将许多德国人排除在外的缘故：它是“小德意志”国。它只在普鲁士力有所逮的范围内被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必须与普鲁士的霸主地位协调一致。因此它称得上是“普鲁士的德意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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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意志国”这个名目不仅涵盖了此一“较小”的层面，同时也隐喻着“较大”的一面：此即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跨越民族界限的普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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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或者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从俾斯麦通往希特勒之路不仅是德意志国的历史，同时亦为德意志国败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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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历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于，德意志国看起来简直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毁灭。其权力扩张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由敌人所构成的世界，最后被那个敌对的世界击破，并且在敌国之间遭到瓜分。随着德意志国的分裂，那些敌国却仿佛受到魔棒点击一般，突然都不再是敌人。自1949年起接替俾斯麦帝国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从一开始就分别在西方和东方没有了敌国。时至今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东方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似乎也都逐渐有办法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两个德意志国家已经对峙了几近四十年，而且此种局势还看不见有结束的一日。这正好让我们有办法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仿佛从远方通过望远镜一般地来回顾“德意志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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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一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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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喜欢表示，德意志国建立于1870年至1871年。然而那其实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德意志国并非冷不防骤然被“建立”出来的，相反它具有一段相当漫长、为时超过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从1848年到18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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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衍生自一个怪异的不对称联盟，其中一方是普鲁士的德国政策，另一方则是德意志民族运动。这个同盟关系之所以不对称，不仅仅是俾斯麦稍微把重心拉到了普鲁士那一边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它一开始就由完全相互对立的势力所组成，是一个既矛盾十足又难以预测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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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普鲁士还是德意志民族运动，二者在德国历史上现身的时间都很晚。普鲁士是在1701年才成为一个国家，于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才开始跃升为强权，4而且严格说来是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才成为德意志的强权。之前普鲁士一直强烈倾向于朝着波兰的方向发展，而且在1796年至1806年的十年之间内，它更是一个半德意志半波兰的双民族国家——华沙当时隶属于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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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实际上是在1815年才转向西方，被推入了德国的怀抱。它所拥有的波兰土地已经丧失殆尽（但并未悉数损失），它在德境西部的疆域则大幅扩充，获得了莱茵省作为补偿——然而，那些新增的土地与普鲁士位于德境东部的核心地带完全不接壤。普鲁士因此在地理上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将自己的领土连贯起来，而且是在德意志境内这么做。也就在这个时候，普鲁士跃升为德境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强权。听起来非常怪诞的事情是：在19世纪推动德国政策的那个普鲁士，其实迟至1815年以后才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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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存在的时间也长不了多少，它诞生于拿破仑的年代。我们首先必须明白的是：19世纪之前从未有过德意志民族国家。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向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它在13世纪以后日益裂解成许许多多个据地称雄的诸侯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德国人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不自然的现象。例如名作家维兰德在18世纪末叶为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撰写序论时仍然可以表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宣称，……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为我们带来的整体益处，远远凌驾于坏处之上。或许说不定正是归功于分裂的缘故，我们才会享有这么多的益处。”在那个年代可还没有人认为，德国必须变得跟法国一样，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权力架构，成为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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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族运动，还是身为德意志主要强权的普鲁士，都在19世纪初叶才走入德国历史。同时二者起先绝非盟友，反而是敌人。有两个很好的理由促成了这种敌对关系。首先，若以现代通用的政治概念来表达，普鲁士属于“右派”：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业国，一如既往由贵族在乡间进行统治，同时这个农业国又具备了现代化的专制官僚体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项特质都会被归类成十足的“右派”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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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却是一个“左派”的运动。其初衷在于模仿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因此起先也与民族解放以及自由民主等运动有所关联。德意志民族运动随着拿破仑才开始强大起来，而拿破仑先是在德国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圈子内，接着也越来越在一般德国大众那边激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是：“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第二种反应则大致为：“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榜样，而拿破仑就是该运动的“非婚生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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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反法运动，因为法国人来到德境时的身份，并非只是榜样和现代化的推手而已，他们还是征服者、压迫者与剥削者。他们更特别成为军事上的剥削者，因为德国人曾经被迫加入法方作战，以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流了许多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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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反的观感因而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法国人的强烈恨意（“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心向往之的愿望（“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所成就的功业，显然必须归因于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民族主义化”与“全面政治化”，而且他将二者继承过来以后便继续发扬光大。德境某些圈子里面的人士，则早在拿破仑时代之前即已醉心于法国新出现的自由、平等，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主。就“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方而言，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太大差别——从沙恩霍斯特或格奈森瑙均可看出此点。5其立场为：我们必须向法国学习，必须仿效法国人向我们示范的事情，而最终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以牙还牙。仇恨与钦佩便如此交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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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喜欢将德意志民族运动过度理想化，甚至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特别是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施泰因男爵，迄今仍一直被视为德国政治家的楷模。6可是在此还是小心为妙。如果我们将歌德排斥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态度纳入考虑，如果我们进而阅读托马斯·曼于《绿蒂在魏玛》一书中对这种排斥态度所作的陈述，7难免会变得忧心忡忡。因为那个早期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味道：例如以一种极度夸张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崇拜，将德国人视为“原本民族”、固有的民族、真正的民族，以及欧洲最实在和最优秀的民族——但其中同时又充满了可怕的恨意，例如剧作家克莱斯特写道：“把他们打死！最后的审判不会向你们询问那么做的理由。”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那边，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既模仿法国又极度仇视法国人的令人忧虑的混合态度。8更糟糕的是，那种态度因为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而进一步得到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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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潮流之所以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普鲁士与民族主义的不对称联盟当中（德意志国即由此衍生而出），德意志民族运动旷日持久之后反而成为较强大的一方——尽管俾斯麦起初看似达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到了最后，民族运动遥遥凌驾于普鲁士之上，促成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节节攀升，最后在希特勒统治下臻于极致。不过，这种“左”“右”之间的对立，仅仅是促成普鲁士与民族运动彼此出现敌意的两大理由之一而已。第二大理由则源自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对立关系：德意志民族运动走的是“大德意志”路线，普鲁士却顶多只可能采取“小德意志”的德国政策。然而，那要等到1848年革命以后才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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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与奥地利曾经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携手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德意志民族运动。两国在这方面的共同工具乃“德意志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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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会议上，具有革命色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理念遭到断然拒绝；但是重建不合时宜的、1806年已遭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之构想，也同样被束之高阁。德意志邦联这个由三十八个邦国和利伯维尔所组成的松散同盟，如今取代了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它从一开始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阻止中欧出现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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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邦联的结构非常不平均：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强权，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与汉诺威四个中等大小的王国，其余则都是一些小邦国，再加上利伯维尔。这种内部权力的分配方式，可让人由小见大联想起今日联合国的状况。身为德意志邦联之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想法上类似联合国的精神导师、美国总统罗斯福。令罗斯福深信不疑的是，联合国的顺利运作有赖于美、苏两强不断事先取得谅解；梅特涅也始终坚信，除非担任主席国的奥地利小心翼翼地与另一个强权——普鲁士——携手合作，否则德意志邦联便无法运作下去。以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为例，它是事先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卡尔斯巴德敲定，然后才由德意志邦联在法兰克福表决通过，导引出恶名昭彰的“追捕煽动者”措施。虽然该决议的构想源自奥地利，普鲁士却把它执行得特别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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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钳制措施所波及的对象主要为各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但它们实际着眼的目标就是民族运动——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只有通过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之类的“媒介”（这是我们今日的用语），才能够让人感觉到民族运动的存在。于此情况下，1848年革命不仅是针对镇压与迫害所作出的响应，同时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它试图取消1815年时有关德国的规定，并以一个德意志国来取代德意志邦联，而且那个国家应当是一个“大德意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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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一个德意志国竟然从1848年夏天到1849年初，存在了将近一年之久。它有过一位国家元首、一个内阁，以及一个国会（即召开于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那个国家甚至还得到美国承认，只不过它并没有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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