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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宪政冲突”促成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但我们无须在此细述那段戏剧性的历史。我们只需要记住的是，普鲁士也曾经有过非常强大的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俾斯麦以“冲突部长”之姿所推行的政策，使得他自己起先无法被那个运动接受。9然而，俾斯麦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有朝一日可将普鲁士境内与境外的自由派人士争取为盟友，与他们和解——他必须那么做，并且能够成功做到，而实际做法就是满足那些人的民族愿望。俾斯麦担任首相以后，便在他著名的第一篇演说中表示：“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其实力”，以及“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那也就是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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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来只注意到那篇讲词当中具有挑衅意味的“铁和血”这个用语，却忽略了俾斯麦已在此做出暗示，向自由派人士表达强烈的求和意愿。“铁血宰相”向国会议员们传达的讯息是：政府需要那支违背其意愿而被扩大的军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武力来实现他们也争取的目标，亦即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与普鲁士结盟、受到普鲁士领导的国家，即便它只是一个小德意志国，甚或仅仅是一个北德意志国。这打从一开始就是俾斯麦的主意。因此，若有人宣称，当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和外交部长之际，1866年的战争及随后的和约已经在他脑海中构思完毕，那并不算是特别夸张的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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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种讲法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夸张。俾斯麦于1890年被解职之后不久，曾在一次访谈中大致说出了有关自己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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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就好比是森林中的健行者，他固然清楚自己行进的路线，却不晓得将在哪一个地点走出森林……只要有任何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不必打仗就实现普鲁士的扩大和德国的统一，我都会欣然接受。有许多不同的道路通往我的目标。我必须按照顺序一步接一步走下去，最后才走上最危险的一条路。一成不变可不是我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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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目标已经确定下来，那就是要扩大普鲁士，并且在与之并行不悖的最大范围内实现德国统一。同时，从一开始也相当清楚的是，这个目标只可能在违逆奥地利意愿的情况下得以达成，而且通往目标的最危险途径——战争之路——到头来势在必行。就此而言，1866年的战争不同于俾斯麦的另外两场战争，其中也包括了之前在1864年爆发的战争。那场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由普、奥两国联手对付丹麦的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用武力来解决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德国之争而走上的许多条弯路之一罢了。俾斯麦通过战后起先由普、奥共管，而后分别加以统辖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制造出新的争端。然而，那其实只是一个即兴之作——导致这场争端的诱因事先无法预见，而且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突然迫在眉睫之前，10俾斯麦几乎并未留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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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讲法也适用于俾斯麦最后和最大的一场战争，即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之战——那场战争促成德意志国的诞生，并且以远甚于1866年德意志“兄弟战争”的方式，于俾斯麦去世后为他在德国带来了荣誉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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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那场兄弟战争，因为它以远甚于1870年至1871年德法之战的程度，导致德国局势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完全符合——并且比之后的德法之战更能够符合——俾斯麦长久以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所争取的目标。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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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普鲁士的面积巨幅扩大，不但并入了一整个王国（汉诺威王国），而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选侯国、拿骚公国都变成了普鲁士的省份；法兰克福那座古老的帝国利伯维尔与之前德意志邦联会议所在地，则成为普鲁士的省级城市。普鲁士同时完成了最后与最大一次的领土扩张，并在本国历史上首度于德境拥有完全连成一气的疆域。11我们应该不至于错怪了俾斯麦，如果我们宣称：对身为普鲁士政治家的俾斯麦而言，这就是那场战争的最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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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北德意志邦联。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名称，实际上在背后隐藏着第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可以——或许也必须——成为日后德意志国的滥觞，而且此事果然在四年以后成真。北德意志邦联二十三个成员国所占的比重非常不平均：普鲁士在1866年进行并吞之后，全国百姓多达二千四百万人，其余二十二个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却只有六百万。可是不管怎么样，北德意志邦联拥有一个通过全民普选产生的“国家议会”、一位“国家总理”，以及一支邦联陆军12——普鲁士陆军纵使遥居第一，却仍只是其中的成分之一而已。从俾斯麦的角度来看，北德意志邦联是他向德意志民族运动（及其议会民主愿望）支付的头期款。但仍无法确定的是，俾斯麦除了这笔头期款之外，是否还会愿意作出更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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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南德的四个邦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完全自立自主，仅仅通过军事联盟和关税同盟与普鲁士产生联结。他们后来与北德意志邦联合并，其实是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在德境内部造成的唯一改变，而且基本上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即便如此，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建国行动。至少它使得北德意志邦联可以更名为“德意志国”，北德意志邦联的普鲁士主席则改称“德意志皇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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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奥地利在一千年的历史上，首度与德境其余部分完全不再具有同一国关系，并且因此而必须大规模进行内部改造，在与匈牙利达成“折衷方案”后，将奥地利帝国改制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双元帝国。14俾斯麦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则刻意不要求割地赔款，借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羞辱，于是保障了日后与奥地利结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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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眼光来看，上述一切加在一起以后，其实正是德国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德意志——甚至是小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那却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但决定实际政策的人并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俾斯麦。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俾斯麦从1867年到1870年之间的目标，是否果真在于完成民族统一之战？俾斯麦于1890年代撰写回忆录、为自己创造神话的时候，曾试图让人产生那种印象。不过，我们若阅读俾斯麦在1866年至1870年之间真正表达过的意见，尤其如果把它们拿来跟他1866年时的言论作比较的话，却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观感。其中的矛盾之处十分醒目：俾斯麦在1866年以前态度坚定不移，不惜铤而走险来实现目标；在1870年以前却宁可静观其变，同时展现出斡旋或劝解的作风。他在那几年内虽然继续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但是他对此的保留态度比1866年之前来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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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在1866年危机时最为强烈。1866年7月，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已告结束，普、奥双方尚未在尼科尔斯堡进行停战谈判之际，俾斯麦向普鲁士派驻巴黎的大使发出指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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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鲁士的需求，只局限于通过某种形式来支配北德的力量……我毫不考虑便说出了“北德意志邦联”一词，因为在我看来，如欲在必要范围内巩固邦联的话，就不可能将南德、天主教、巴伐利亚的元素一并纳入。后者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柏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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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一封发给普鲁士“美因河军团”指挥官的电报中，甚至出现了一个俾斯麦在1851年以前经常说出，但在1866年其实已不可使用的强硬字眼：“民族主义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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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字眼此后不再出现。俾斯麦出任北德意志邦联的总理以后，便千方百计不让人对他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产生怀疑；但是，他也刻意不对此作出任何承诺。例如俾斯麦在1867年3月再度向驻法大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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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算将美因河沿线建构成竖立在我们与南德中间的一道围墙，15而我们已经接受此事，因为那符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是否未能在此认清，美因河并非一道真正的围墙，反而……像是一座栅栏，可任由民族主义的潮流从中寻路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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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68年5月表达得更加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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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把民族统一放在心上，可是对深思熟虑的政治人物而言，首先考虑的是必要性，然后才考虑喜欢与否——也就是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扩建房屋。德国若还能够在19世纪达成自己的民族目标，那在我眼中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假如它在十年甚或五年之内即可实现，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是出乎意料的上帝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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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是俾斯麦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的各种忠告当中，或许最经常被引用的一段，出处是他1869年2月26日发送给北德意志邦联驻慕尼黑大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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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武力来促进德国统一的做法，我也认为并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是：应如何负起责任决定要用暴力导致一场灾难并承担后果来挑选行动的时间。若一意孤行、纯粹遵循主观因素来干预历史发展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将永远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实。德国的统一在此刻仍然是一个未成熟的果实，我相信这是有目共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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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看来，上述那些引文反驳了长年以来在德国受到公认，并且由俾斯麦自己事后加油添醋的一种讲法：俾斯麦在1870年正如同1866年时那般，也刻意挑起战争，借此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以便将北德意志邦联改造成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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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俾斯麦并不急于“扩建自己的房屋”，而且1870年在几天之内便导致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甚至让他本人也大吃一惊。他那一封著名的“埃姆斯电报”虽导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但实际上只是针对霍亨佐伦家族的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更何况当事人已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回复法国所作出的过度反应。俾斯麦固然引发了纷争，可是他那么做的理由，果真是为了要向法国开战？莫非那其实是一种测试，或者套用俾斯麦自己当时的讲法，是一座“和平的涌泉”？因为在1866年到1870年之间，法国和普鲁士彼此若曾有过嫌隙的话，怀恨的一方是法国而非普鲁士。法国觉得自己由于1866年的战事而受到委屈，甚至吃了闷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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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1866年的时候，完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携手合作。拿破仑三世当时所推行的政策，是与欧洲各地的民族运动结盟——起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德国，以及在未获成功的波兰。这一切当然都必须由法国来操盘，而且巴黎当然希望借由此种政策获得土地作为回报。这种土地索偿问题，就是法国与北德意志邦联从1866年到1870年那四年内的真正争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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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曾经因为统一时所获得的协助（但意大利所获得的协助，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德国的案例），很大方地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俾斯麦也曾让法国寄望于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例如他在1867年甚至一度暗示可将卢森堡作为微薄的报酬，但接着又退缩了回去。于是，法国广泛形成了愤怒的情绪，出现“为克尼格雷茨复仇”16这个口号及某种形式的主战派。而后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有一位普鲁士王室的远房亲戚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选。此举固然可以火上加油，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说不定是为了转移焦点并发挥舒缓作用。我们永远无法晓得，俾斯麦在内心深处究竟希望收到何种效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870年导致战争爆发的法兰西—德意志颜面之争，与德意志民族问题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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