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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民主党而言则缺乏这种着眼点。社会民主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阶级政党，而且俾斯麦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工人阶级——“第四阶级”——也打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取得发言权，并且维护自身的利益。他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与拉萨尔（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友好交往，甚至与拉萨尔共同追寻某些政治目标，纵使后来并未产生任何结果。俾斯麦之所以憎恶社会民主党，并不在于其阶级性，而是出自两个因素：首先是该党的国际化态度；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该党当时仍坚持的革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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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草创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其成员不仅“大声喧闹”不已，而且经常公开宣称，他们有意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和一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国家的敌人。他们只打算在德意志国的框架内进行革命。但俾斯麦自从1848年以来就深深地痛恨革命，那种厌恶感终其一生都未曾消失。他所想要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他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在那个社会当中享有领导地位——但可作出妥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携手并进。或许俾斯麦也曾经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工人阶级取得妥协以维护政权。然而，他畏惧并憎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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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俾斯麦从1878年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一场无情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危害公安活动法》20列出了许多可怕的规定：诸如放逐那些人的领袖（并非将他们驱离德国，而是逐出居住地），以及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集会、刊物、报纸等等。社会民主党人士在俾斯麦时代的后半期，顶多只能算是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他们受到了真正的迫害，即便他们获准在国会争取席次、进行选战，并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俾斯麦虽未插手干预那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可是社会民主党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继续遭到禁止。然而，该党以势不可遏的方式，在那个受迫害的年代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而变得日益强大。那是俾斯麦时代所笼罩的最浓密的政治乌云之一。俾斯麦始终奈何不了社会民主党，却从未停止对之进行打击，到了最后甚至还变本加厉，意图全面查禁社会民主党并将其领导人物驱逐到国外。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将那些计划付诸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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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俾斯麦也曾经尝试运用建设性的手段来打击社会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亦即社会民主党遭受迫害的年代——正好是德国社会保险政策的滥觞：1883年推出了健康保险、1884年推出了事故保险、1889年推出了伤残保险。那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和创新的政策。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拥有类似的事物。俾斯麦因此被誉为现代德意志社会福利国之父，而且直到德意志国走上末路为止（其实至今依然），德国在社会政策这方面一直领先其他国家。俾斯麦却将这种政策看成是对抗社会民主党之战的一个环节。他希望一旦国家改善了工人的社会处境以后，就能够把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边争取过来。可是，他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工人们虽然收下了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各项福利，却不让自己遭到收买。他们继续认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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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在此补充另外一样东西：俾斯麦于自己任期的后半段，更是从1879年开始设法借由政治措施来直接迎合德国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俾斯麦在1879年创建了“生产阶层的卡特尔”（即大农业与大工业的联盟），并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来拉拢那两个集团。我们可以表示，他简直是以有一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不仅试图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社会政策方面（在“阶级上”）将国家塑造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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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俾斯麦时代晚期，德意志帝国已在内政上呈现出一种双重性质，而且这种性质直到今天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发挥作用：除了各政党之外，还出现许多个联合会。“农民联盟”固然在1893年成立于俾斯麦下台后（主要是作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组织，而且是大地主与小农民之间的同盟），可是此前已经出现了重工业界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轻工业界以出口为导向的“汉萨同盟”（金融业与银行业亦积极参与其中），以及各种工会。那些工会完全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独立运作，设法于经济领域内直接改善工人的处境——所凭借的并非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共同奋斗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是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俾斯麦在内政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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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有了这些成就，整个俾斯麦时代的内政氛围都处于郁闷和焦躁之中。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济萧条，同时也是俾斯麦的政策——或许更是俾斯麦自己的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俾斯麦从来就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具有圆滑外交手腕的政治人物。他难得借由和蔼可亲的态度来取胜，而当俾斯麦在1871年赢得毕生最大胜利之际，已可明显看出他晚年被解职后在心中充满的那种愤懑。（德皇被拥立三天以后，他从凡尔赛写信向妻子表示：“我曾经有好几次迫不及待想成为一颗炸弹，爆发开来将整个架构炸成瓦砾。”）这不禁令人怀疑，俾斯麦是否在当时即已出现一种感觉，认为他在1867年达到真正的目标以后就冲过了头，结果被自己与民族主义缔结的盟约带领得偏离路线太远，于是创造出一个难以运作的东西，而且长此以往或许根本无法把它保留下来。显而易见的是，俾斯麦在建国之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深深抱持着悲观主义，那种悲观主义同时涉及了德意志国的内部政局与外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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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政方面，与各党派及帝国国会持续进行的争斗令他愤慨不已。1867年时，俾斯麦还踌躇满志地告诉国会（当时仍只是北德意志邦联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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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德国放到马鞍上面！它一定有办法学会怎么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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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83年，他却很悲伤地引用自己从前说过的那句话，并且把它断然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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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族根本就不会骑马！……我这么讲的时候并未动怒，反倒完全心平气和：我所看见的德国前途是一片黑暗。（摘自写给罗恩伯爵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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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相关段落指的是国内政局，而非国际形势。就国际形势而言，“结盟的噩梦”一直令俾斯麦忧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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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刺刀主要就直直指向欧洲中央，而我们就站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因为欧洲整体历史的缘故，遂优先成为其他强权结盟对抗的对象。（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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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向他表示：“您是在做结盟的噩梦！”俾斯麦回答道：“对德国的内阁大臣而言，这种噩梦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直到永远——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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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对敌国同盟所抱持的畏惧固然合情合理，但令人怀疑的是，那是否果真仅仅出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理由来自外交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1870年至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一事究竟带来了何种巨大变化，以致日后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当时就已经称之为“德国革命”。德意志建国之前，德国人所居住的欧洲中央地带一向是由许多小邦、中等规模的邦国，以及两个大国所构成。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只是很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其邻国根本没有害怕它们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表示，“德意志邦联”于1815年至1866年的半个世纪内，曾经在任何时刻都面临危险，必须对抗欧洲大国及外围强权所组成的优势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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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邦联”现在却突然被一个紧密结合、非常强大、非常军国主义的国家所取代。原本让中欧对外力产生缓冲作用的一大块“海绵”或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塑料垫”，如今却在某种程度内变成了一个水泥块——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有许多炮管向外伸出的水泥块。一场战争促成了这种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却令欧洲其余各国焦虑不安的转变。而新浮现的德意志强权在那场战争中，同时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某种毫不通融的强硬态度。1870年至1871年“德法战争”的进行方式与结束过程，已不像1866年的“普奥之战”那般通情达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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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自从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俾斯麦可谓使得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一开始就和法国成为“世仇”。俾斯麦本人很早即曾对此说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1871年8月的时候，他已向当时法国派驻柏林的代办表达了意见，而那位代办立即向巴黎提交书面报告转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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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久维护和平而言，我们已经犯下一个错误，那就是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从你们手中拿了过来。因为那两个省份让我们处境尴尬，它们仿佛像是有法国藏身在后面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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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俾斯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对此作出揣测。但俾斯麦的动机不太可能是出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愿望——让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境，在两百年前才被法国并吞的阿尔萨斯“回归祖国”。俾斯麦从来就不认为他的新德意志国与旧帝国有任何关联，因为旧帝国的核心不在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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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有力的论点是在军事方面。“斯特拉斯堡”和“麦茨”两大要塞对军方人士而言，就是德意志国新近获得的南德疆土之锁钥。21俾斯麦通常完全不向军事观点低头。如果这回他是因为军方而那么做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法国的复仇之战必不可免——他曾在1871年多次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打了胜仗。”正由于俾斯麦预料战争将会发生，才使得军事观点也对他产生了重要意义。我们不妨这么表示：在1871年后的最初几年内，令俾斯麦担忧的事情并非国外的同盟，而是法国近在眼前的复仇行动。俾斯麦的德意志国所出现的第一次外交危机，便清楚地呈现此事。1875年时，法国已经非常快速地从败仗和赔款中复元过来，开始大幅扩充军备。德意志帝国随即立刻摆出具有威胁性的架势，即便起初还只是采取了非正式的行动。一家柏林报纸当时在头版刊出的标题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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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始终否认，自己果真有意发动先发制人之战，跟重新崛起的法国打第二场仗。那是完全可信的讲法。俾斯麦的优先考虑是要预防他所担忧的法国复仇之战，亦即加以吓阻。然而，此际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1870年时完全未曾干预战事的英国和俄国（那时俄国所采取的友好中立政策，甚至非常偏袒普鲁士和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国），现在却共同向柏林施压。英、俄两国宣称，它们将不会袖手坐视法国更进一步遭到削弱。如此一来便仿佛首度预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国如欲超出1871年所取得的成果，势必将面对一个由法国、英国和俄国组成的同盟。而且，从常理来判断，不管德国再怎么强大也都不会是那个同盟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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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感觉深受其辱，因为他摆出的威胁姿态旨在进行防御，并不具攻击性。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对当时英、俄两国当权的政治人物产生了既强烈又具有个人色彩的恨意，对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尤其如此。更重要的结果却出现在其他方面：从1875年的“战争迫在眉睫危机”开始，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才取代了“法国复仇噩梦”。而且，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才可以说俾斯麦积极推动和平政策——依据该政策，德意志国的利益就在于阻止欧洲强权之间爆发战争。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俾斯麦的声名至今维持不坠。但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成功避免让德国卷入危险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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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时，俾斯麦在著名的《基辛根口述稿》中列出其和平政策之各项准则。口述稿当中最关键的字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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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浮现的目标景象并非在任何地点开疆辟土，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局势：那个局势使得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强权都需要我们，并可预防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组成同盟来对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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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不妨先针对“除了法国之外”那几个字眼作出注解：1860年的时候，俾斯麦在一封写给他当时的政治导师——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函当中仍然表示，即便有许多疑虑存在，他自己还是必须保留与法国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会有办法下棋，假如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格子当中，有十六个格子一开始就被禁止使用的话”。如今他却认为这种限制已经无可避免，只好加以接受。我们不难想象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让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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