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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论，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和平政策，而且在后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国从未继续出现过相同的政策。此外，我们无法表示，那种和平政策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受到了欢迎。德皇威廉时代动能十足的“世界政策”、魏玛共和时代的修正主义政策，以及希特勒时代的武力征服政策，却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热烈回响。但真正非比寻常的地方是，就连俾斯麦自己——无论他再怎么立意良善和政治手腕高超——也未能成功避免让他自己的德意志国卷入各种危机。俾斯麦时代的历史正好让人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的帝国注定不会幸福，或许正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的建国行动。我们在俾斯麦的每一位继任者身上，都找得到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可是，在1871年以后，没有任何人会比俾斯麦更有办法来维护和巩固德意志国，并且促使其邻国承认德意志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固定成员，甚至视之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既然到头来就连俾斯麦自己也无法成功达到这个目的，岂不正因为建国一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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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不顾许多反对声浪，立场坚定地贯彻了上述外交方针的前三项。就第四项外交方针而言（不进行殖民活动），俾斯麦自己却在1884年至1885年一度出轨。然而，此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不如俾斯麦的第五项外交方针（通过危机管理来预防战争）在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如同后来可以明显看出的，德意志国从此开始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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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俾斯麦偏离既定方针的殖民政策。它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发生得比较晚，却很快就可以说明完毕：那一段奇特的插曲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长远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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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和1885年的时候，俾斯麦将已被德国私人企业建设成商业殖民地的四大片非洲土地，正式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领地。它们分别是：多哥、喀麦隆、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事情已经如此发生了，可是俾斯麦那么做的理由却始终让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曾对此作出最详尽研究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魏勒，将之总结成“社会帝国主义”一词。就这一点而言，魏勒援引了俾斯麦自己的讲法——俾斯麦曾在1885年发函给德国驻英大使（大使本人由于新近推出殖民政策以后所导致的德、英摩擦，对该项政策并不热衷），向他表示：殖民问题“由于内政方面的因素”，已然成为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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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其实只是用一个疑点取代了另外一个疑点——所谓“内政方面的因素”究竟为何？魏勒列出了一长串内政上的可能动机：1882年以后愈演愈烈的经济萧条；有鉴于舆论界出现的“殖民热”，以及非洲尚未遭到瓜分的土地不断萎缩，于是采取某种“门户关闭政策”以为因应；1884年的选战；此外还有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与殖民政策同时出现，并且同样新颖的社会保险政策。总而言之，俾斯麦有必要在建国十多年以后，当胜利的感觉开始消退之际，创造出一个新的因素来凝聚国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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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加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倒是仅仅被魏勒称作“附带观点”的另外一个理由。依据该观点，突然转向殖民政策以致造成与英国摩擦一事，实乃出于俾斯麦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的刻意策划。而且，此事完全源自内政方面的理由，甚至与个人因素有关——那就是担心腓特烈三世皇帝即位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格拉斯东内阁”。22依据后来的帝国总理比洛23自己的讲法，他曾经向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坦承了下列事项：“当我们走上殖民政策的时候，皇太子尚未罹患重疾。我们必须针对其长年执政预做准备，因为在他统治下，英国的影响力势必大行其道。为了预防此事发生，我们就必须推动殖民政策，以便随时可能与英国发生冲突。”除此之外，俾斯麦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个更加露骨但比较拐弯抹角的类似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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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解释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导致俾斯麦突然转向殖民政策的“内政方面的因素”便昭然若揭：俾斯麦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在于先下手为强，借此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我们为此而责怪他之前，必须先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俾斯麦认为可以控制住因为殖民政策而与英国产生的纷争（后来的发展确也证明此事），而且他同时还相信自己无法被取代（在某种程度内也同样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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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别忘记了，俾斯麦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不是合乎宪法的统治者——他一直是随时可被免职的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帝国总理。至于帝国时代初期出现了几乎长达二十年的“俾斯麦时代”一事，那其实是宪政上的异常状况，并且只能用德皇威廉一世出人意外的长寿来解释。俾斯麦个人的职位，始终都有赖于他是否有办法让皇帝继续站在他的那一边（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而威廉二世登基以后所出现的结果，就对此作出了再清楚也不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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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在1884年的时候已经年事甚高，随时都可能寿终正寝。即将继承皇位的腓特烈太子却是个自由派，娶了英国公主而难免受到其妻影响，况且他还一直相当公开地表示，自己准备在内政方面广泛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则推动亲英政策。为了阻挠此事发生，为了让德皇无法轻易任命一个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来取代他——俾斯麦——的帝国总理职位，他需要国内出现反英情绪。而我认为，俾斯麦正是通过殖民政策刻意激化了那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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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佐证这个论点的事实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把殖民政策宛如烫手山芋一般地抛开了。因为老皇帝始料未及地活到将近九十二岁，而皇太子却早已病入膏肓。德国出现一个“格拉斯东内阁”的危机随之解除，而俾斯麦的职位已得到确保，于是他对德国殖民地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俾斯麦最著名的反殖民政策言论便来自1888年。24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殖民主义的访客在他面前摊开一大张非洲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说明当地的资源有多么丰富。俾斯麦开口表示：“您的非洲地图非常漂亮，然而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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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强权愿望固然在德国一直继续存在了下去，可是它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之后才登峰造极。俾斯麦本人尽管曾经在1884年至1885年有过出轨行为，但我们仍可表示，俾斯麦基本上对殖民主义抱持着收敛的态度。他一再强调：竞逐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都不是德国所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德国必须知足，才会有办法保留及巩固自己在欧洲内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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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在1877年的《基辛根口述稿》之后不久，在欧洲内部陷入了麻烦。问题衍生自欧洲东南边缘地带持续进行的一个发展，而且它在整个19世纪不断导致欧洲爆发危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以及该国信仰基督教义并多半为斯拉夫人的各个民族，在巴尔干半岛所进行的分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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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支持了巴尔干半岛的反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其着眼点有二：一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即刚刚开始在俄国兴起的泛斯拉夫运动；二是出自强权政治的考虑，亦即必须向地中海推进。俄国一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取得土耳其各海峡的控制权，以便让俄罗斯的舰队涌入地中海，并且将当时主宰了地中海的英国舰队阻挡在黑海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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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糅合在一起以后，便促成了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俄国将土耳其逐出该国位于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最后更挺进至君士坦丁堡25的大门外。这导致欧洲爆发危机：为了继承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土地而一直与俄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奥地利，以及不希望俄国进入地中海的英国，共同威胁要撤销“俄土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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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为此陷入窘境。这位帝国总理之前已在《基辛根口述稿》中表示，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也就是说，德国应当发挥自己相当可观的影响力，避免遭到与德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危机波及，以致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因此觉得，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他将二者视为一体），自己现在有义务进场干预，借此避免爆发一场已经迫在眉睫，在一方是俄国、在另一方是英国与奥地利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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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针对当时局势创造出他那个著名的用语——“诚实的经纪人”。从该用语的完整讲法即可看出俾斯麦技巧十足的自我节制，以及俾斯麦因为不得不在欧洲扮演和事佬与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轻微反感。他在1878年向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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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调解和平的方式，并非我们在相互分歧的立场之间担任裁判，于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力量作为后盾开口说道：“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我对此的想法比较谦逊，比较像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希望让生意真正能够成交。我对自己的恭维则是，纵使英国和俄国无法自行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也有办法成为值得双方信赖的对象，正如同我确信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那么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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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处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时，所采取的非常谨慎的方式。人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是在有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因为地缘政治和德意志帝国实力上升的缘故，于是被迫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后来确实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878年的“柏林会议”起先消除了眼前的战争威胁，并建立起一套通用规范，让与会的每一方都有点不满意，但又有点觉得满足。“柏林会议”虽然在此后二三十年内为欧洲带来有益的发展，却对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此简单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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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瓜分波兰以来，尤其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反抗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俄国的关系就类似今日东德与苏联之间的情况。普鲁士是一个与俄国紧密结盟、或多或少必须依赖俄国善意的国家，并且从俄方获得深厚的友谊。普鲁士虽然比俄国小了许多、地位不像俄国那般重要，对俄国而言却非常有用。一百年来，两国之间便维持这种非常紧密的政治友谊。接着在1866年和1870年的时候，俄国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无后顾之忧，得以先后倾全力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促成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获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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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于是对两件事情深信不疑。首先他们认为，俄国与普鲁士的固有邦谊和唇齿相依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就事论事来看，如今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自然只可能对俄国有利。其次他们相信，俄国凭借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的表现，有资格要求德方感恩图报来表达直接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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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非但不向俄国人投桃报李，反而还做出了他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于俄国协助下所极力避免的事情——不让双边争端成为一场欧洲国际会议的主题。结果在“柏林会议”中，俄国的进账大幅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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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事后声称，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几乎额外扮演了俄国代表的角色。他必须作出这种表示的理由，不外乎在于尽可能设法化解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的极度失望。但无法改变的结果是：他举行柏林会议一事，以及会中所作出的规范，都对俄国产生掣肘作用。俾斯麦使得大获全胜的俄国丧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甚至还让奥地利获得不应受的报偿，有权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可是奥地利全未涉入“俄土战争”，并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不难理解的是，俄方对此极感失望、至表愤怒，同时俄国新闻界与外交界在1878年和1879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德国、反俾斯麦态度，德、俄两国皇室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俾斯麦愤而作出的回应，就是在1879年签订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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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乾坤大挪移！我们简直可以表示，1867年时的政策已完全遭到颠覆。当初俾斯麦在俄国的掩护下，将奥地利逐出德国。如今奥地利却与俾斯麦的德国结盟，旨在对抗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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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或许并未将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视为长久之计。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恰好如此，因为德奥同盟的自然结果就是，它迟早必将促成俄法同盟。自从乔治·凯南在1979年发表详尽的研究报告以来，26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俄法同盟并非19世纪90年代的即兴之作。德奥同盟正是俄法同盟的根源，而且我们可以表示：1879年的德奥同盟才使得俄法同盟成为势所难免的发展。但那两个盟约免不了都还有一点儿歪歪斜斜。因为俄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亦无直接纷争。可是，德、奥两国如今已然成为盟友。从此开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都出现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要用自己的持久同盟与德奥同盟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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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自己还能够执政的时候，以极大的技巧延迟此事发生。然而，那种技巧到了最后已经变成特技表演。1881年他不顾圣彼得堡与柏林的严重龃龉，以及圣彼得堡与维也纳的持续敌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即“三帝同盟”。俾斯麦为此作出极大努力，并且使用略显矫揉造作的理论，将昔日君主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做法又重新搬了出来——我简直想表示：又从古董箱里面搬了出来。但“三帝同盟”仅仅维持了六年的光景。它太过于人工化，以致与事态的自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于是，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结盟政策往往显得有一点儿装模作样，甚至略带轻佻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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