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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在1884年的时候已经年事甚高，随时都可能寿终正寝。即将继承皇位的腓特烈太子却是个自由派，娶了英国公主而难免受到其妻影响，况且他还一直相当公开地表示，自己准备在内政方面广泛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则推动亲英政策。为了阻挠此事发生，为了让德皇无法轻易任命一个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来取代他——俾斯麦——的帝国总理职位，他需要国内出现反英情绪。而我认为，俾斯麦正是通过殖民政策刻意激化了那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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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佐证这个论点的事实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把殖民政策宛如烫手山芋一般地抛开了。因为老皇帝始料未及地活到将近九十二岁，而皇太子却早已病入膏肓。德国出现一个“格拉斯东内阁”的危机随之解除，而俾斯麦的职位已得到确保，于是他对德国殖民地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俾斯麦最著名的反殖民政策言论便来自1888年。24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殖民主义的访客在他面前摊开一大张非洲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说明当地的资源有多么丰富。俾斯麦开口表示：“您的非洲地图非常漂亮，然而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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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强权愿望固然在德国一直继续存在了下去，可是它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之后才登峰造极。俾斯麦本人尽管曾经在1884年至1885年有过出轨行为，但我们仍可表示，俾斯麦基本上对殖民主义抱持着收敛的态度。他一再强调：竞逐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都不是德国所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德国必须知足，才会有办法保留及巩固自己在欧洲内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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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在1877年的《基辛根口述稿》之后不久，在欧洲内部陷入了麻烦。问题衍生自欧洲东南边缘地带持续进行的一个发展，而且它在整个19世纪不断导致欧洲爆发危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以及该国信仰基督教义并多半为斯拉夫人的各个民族，在巴尔干半岛所进行的分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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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支持了巴尔干半岛的反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其着眼点有二：一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即刚刚开始在俄国兴起的泛斯拉夫运动；二是出自强权政治的考虑，亦即必须向地中海推进。俄国一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取得土耳其各海峡的控制权，以便让俄罗斯的舰队涌入地中海，并且将当时主宰了地中海的英国舰队阻挡在黑海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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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糅合在一起以后，便促成了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俄国将土耳其逐出该国位于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最后更挺进至君士坦丁堡25的大门外。这导致欧洲爆发危机：为了继承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土地而一直与俄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奥地利，以及不希望俄国进入地中海的英国，共同威胁要撤销“俄土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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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为此陷入窘境。这位帝国总理之前已在《基辛根口述稿》中表示，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也就是说，德国应当发挥自己相当可观的影响力，避免遭到与德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危机波及，以致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因此觉得，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他将二者视为一体），自己现在有义务进场干预，借此避免爆发一场已经迫在眉睫，在一方是俄国、在另一方是英国与奥地利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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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针对当时局势创造出他那个著名的用语——“诚实的经纪人”。从该用语的完整讲法即可看出俾斯麦技巧十足的自我节制，以及俾斯麦因为不得不在欧洲扮演和事佬与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轻微反感。他在1878年向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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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调解和平的方式，并非我们在相互分歧的立场之间担任裁判，于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力量作为后盾开口说道：“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我对此的想法比较谦逊，比较像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希望让生意真正能够成交。我对自己的恭维则是，纵使英国和俄国无法自行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也有办法成为值得双方信赖的对象，正如同我确信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那么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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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处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时，所采取的非常谨慎的方式。人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是在有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因为地缘政治和德意志帝国实力上升的缘故，于是被迫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后来确实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878年的“柏林会议”起先消除了眼前的战争威胁，并建立起一套通用规范，让与会的每一方都有点不满意，但又有点觉得满足。“柏林会议”虽然在此后二三十年内为欧洲带来有益的发展，却对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此简单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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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瓜分波兰以来，尤其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反抗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俄国的关系就类似今日东德与苏联之间的情况。普鲁士是一个与俄国紧密结盟、或多或少必须依赖俄国善意的国家，并且从俄方获得深厚的友谊。普鲁士虽然比俄国小了许多、地位不像俄国那般重要，对俄国而言却非常有用。一百年来，两国之间便维持这种非常紧密的政治友谊。接着在1866年和1870年的时候，俄国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无后顾之忧，得以先后倾全力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促成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获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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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于是对两件事情深信不疑。首先他们认为，俄国与普鲁士的固有邦谊和唇齿相依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就事论事来看，如今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自然只可能对俄国有利。其次他们相信，俄国凭借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的表现，有资格要求德方感恩图报来表达直接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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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非但不向俄国人投桃报李，反而还做出了他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于俄国协助下所极力避免的事情——不让双边争端成为一场欧洲国际会议的主题。结果在“柏林会议”中，俄国的进账大幅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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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事后声称，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几乎额外扮演了俄国代表的角色。他必须作出这种表示的理由，不外乎在于尽可能设法化解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的极度失望。但无法改变的结果是：他举行柏林会议一事，以及会中所作出的规范，都对俄国产生掣肘作用。俾斯麦使得大获全胜的俄国丧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甚至还让奥地利获得不应受的报偿，有权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可是奥地利全未涉入“俄土战争”，并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不难理解的是，俄方对此极感失望、至表愤怒，同时俄国新闻界与外交界在1878年和1879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德国、反俾斯麦态度，德、俄两国皇室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俾斯麦愤而作出的回应，就是在1879年签订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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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乾坤大挪移！我们简直可以表示，1867年时的政策已完全遭到颠覆。当初俾斯麦在俄国的掩护下，将奥地利逐出德国。如今奥地利却与俾斯麦的德国结盟，旨在对抗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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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或许并未将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视为长久之计。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恰好如此，因为德奥同盟的自然结果就是，它迟早必将促成俄法同盟。自从乔治·凯南在1979年发表详尽的研究报告以来，26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俄法同盟并非19世纪90年代的即兴之作。德奥同盟正是俄法同盟的根源，而且我们可以表示：1879年的德奥同盟才使得俄法同盟成为势所难免的发展。但那两个盟约免不了都还有一点儿歪歪斜斜。因为俄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亦无直接纷争。可是，德、奥两国如今已然成为盟友。从此开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都出现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要用自己的持久同盟与德奥同盟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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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自己还能够执政的时候，以极大的技巧延迟此事发生。然而，那种技巧到了最后已经变成特技表演。1881年他不顾圣彼得堡与柏林的严重龃龉，以及圣彼得堡与维也纳的持续敌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即“三帝同盟”。俾斯麦为此作出极大努力，并且使用略显矫揉造作的理论，将昔日君主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做法又重新搬了出来——我简直想表示：又从古董箱里面搬了出来。但“三帝同盟”仅仅维持了六年的光景。它太过于人工化，以致与事态的自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于是，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结盟政策往往显得有一点儿装模作样，甚至略带轻佻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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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俾斯麦又在1882年促成一个同样不自然的盟约，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就上述两个同盟案例而言，他都通过德国的斡旋，将两个天生的敌人撮合成不自然的盟友。奥地利与意大利因为“特伦托”和“德里亚斯特”两地之争（二者都属于奥地利，但被意大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本国领土），于是也成为天然的敌人。其情况正如同奥地利和俄国为了争夺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于是自然而然成为敌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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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同盟”在1886年裂解之后，俾斯麦做出了其实有一点说不过去的事情。他瞒着盟友奥地利，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直接抵触德奥同盟的秘密条约，即所谓的《再保险条约》。德国于《再保险条约》中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享有主导权，甚至允诺在俄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保持友好中立。这么一来，俾斯麦非但违反了1879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同盟条约，甚至还与柏林会议“诚实的经纪人”之角色南辕北辙。曾经有人为了替俾斯麦辩解，于是表示：19世纪80年代他所缔结的各种同盟，在用意上与一般的盟约不同，并未着眼于一场将来的战争——俾斯麦在那些年头反而希望通过有如特技表演一般，甚至自相矛盾的结盟政策来避免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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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致可以同意这种对俾斯麦的看法。当德国与奥地利的参谋本部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研拟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计划时，俾斯麦曾经致书军事内阁的负责人表示：“我们的政策在于尽可能完全预防战争，若实在行不通的话，便设法让战争延后爆发。本人将无法配合采取其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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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引用不少内容相似，同样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言论（它们都是特地为了内部公务往来而撰写，因此完全可信），借以证明俾斯麦确实在德意志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利益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历代继任者当中没有任何人具备同样坚决的态度。至于就俾斯麦的坚定立场而言，纵使那源自浓厚的悲观主义，却仍然难能可贵。（1886年他曾发函向战争部长表示：“倘若天意要我们在下一场战争中落败的话，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结果将是，我们打了胜仗的对手将使尽一切手段，让我们永远——或者至少在下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一旦列强发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不幸作战失利以后，甚至无法期待还会有办法让现在的国家维持统一。”）俾斯麦在建国以后的政策，就是德意志国由始至终唯一推行过的无限制和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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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俾斯麦即便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技巧和最大的诚意，依然未能在他的时代完全实现自己所欲达成的目标。他在建国时期导致德意志国与法国那个强权持续成为死敌——所谓的“世仇”；他在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后所推动的政策，则促成法国与俄国走上结盟之路。同时，俾斯麦与奥地利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不难预见的是，无论俾斯麦再怎么设法防阻，那种亲密关系本身便暗藏着冲突的因子。因为奥地利与俾斯麦的德国相反，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奥地利和俄国一样，也打算继承土耳其在欧洲的土地，而这注定了奥、俄两国日后必将为此爆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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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在违反俾斯麦衷心愿望的情况下，已经从1878年至1879年开始卷入奥、俄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再也无法脱身而出。众所皆知的是，这场冲突后来在1914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当中还出现过另外一场冲突——德意志帝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纷。但那场冲突并非因为俾斯麦而起，即便他曾经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推动过反英政策。那是俾斯麦时代结束之后，德皇威廉时代的“世界政策”所酿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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