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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处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时，所采取的非常谨慎的方式。人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是在有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因为地缘政治和德意志帝国实力上升的缘故，于是被迫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后来确实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878年的“柏林会议”起先消除了眼前的战争威胁，并建立起一套通用规范，让与会的每一方都有点不满意，但又有点觉得满足。“柏林会议”虽然在此后二三十年内为欧洲带来有益的发展，却对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此简单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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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瓜分波兰以来，尤其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反抗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俄国的关系就类似今日东德与苏联之间的情况。普鲁士是一个与俄国紧密结盟、或多或少必须依赖俄国善意的国家，并且从俄方获得深厚的友谊。普鲁士虽然比俄国小了许多、地位不像俄国那般重要，对俄国而言却非常有用。一百年来，两国之间便维持这种非常紧密的政治友谊。接着在1866年和1870年的时候，俄国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无后顾之忧，得以先后倾全力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促成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获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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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于是对两件事情深信不疑。首先他们认为，俄国与普鲁士的固有邦谊和唇齿相依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就事论事来看，如今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自然只可能对俄国有利。其次他们相信，俄国凭借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的表现，有资格要求德方感恩图报来表达直接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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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非但不向俄国人投桃报李，反而还做出了他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于俄国协助下所极力避免的事情——不让双边争端成为一场欧洲国际会议的主题。结果在“柏林会议”中，俄国的进账大幅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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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事后声称，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几乎额外扮演了俄国代表的角色。他必须作出这种表示的理由，不外乎在于尽可能设法化解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的极度失望。但无法改变的结果是：他举行柏林会议一事，以及会中所作出的规范，都对俄国产生掣肘作用。俾斯麦使得大获全胜的俄国丧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甚至还让奥地利获得不应受的报偿，有权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可是奥地利全未涉入“俄土战争”，并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不难理解的是，俄方对此极感失望、至表愤怒，同时俄国新闻界与外交界在1878年和1879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德国、反俾斯麦态度，德、俄两国皇室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俾斯麦愤而作出的回应，就是在1879年签订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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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乾坤大挪移！我们简直可以表示，1867年时的政策已完全遭到颠覆。当初俾斯麦在俄国的掩护下，将奥地利逐出德国。如今奥地利却与俾斯麦的德国结盟，旨在对抗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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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或许并未将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视为长久之计。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恰好如此，因为德奥同盟的自然结果就是，它迟早必将促成俄法同盟。自从乔治·凯南在1979年发表详尽的研究报告以来，26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俄法同盟并非19世纪90年代的即兴之作。德奥同盟正是俄法同盟的根源，而且我们可以表示：1879年的德奥同盟才使得俄法同盟成为势所难免的发展。但那两个盟约免不了都还有一点儿歪歪斜斜。因为俄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亦无直接纷争。可是，德、奥两国如今已然成为盟友。从此开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都出现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要用自己的持久同盟与德奥同盟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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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自己还能够执政的时候，以极大的技巧延迟此事发生。然而，那种技巧到了最后已经变成特技表演。1881年他不顾圣彼得堡与柏林的严重龃龉，以及圣彼得堡与维也纳的持续敌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即“三帝同盟”。俾斯麦为此作出极大努力，并且使用略显矫揉造作的理论，将昔日君主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做法又重新搬了出来——我简直想表示：又从古董箱里面搬了出来。但“三帝同盟”仅仅维持了六年的光景。它太过于人工化，以致与事态的自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于是，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结盟政策往往显得有一点儿装模作样，甚至略带轻佻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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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俾斯麦又在1882年促成一个同样不自然的盟约，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就上述两个同盟案例而言，他都通过德国的斡旋，将两个天生的敌人撮合成不自然的盟友。奥地利与意大利因为“特伦托”和“德里亚斯特”两地之争（二者都属于奥地利，但被意大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本国领土），于是也成为天然的敌人。其情况正如同奥地利和俄国为了争夺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于是自然而然成为敌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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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同盟”在1886年裂解之后，俾斯麦做出了其实有一点说不过去的事情。他瞒着盟友奥地利，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直接抵触德奥同盟的秘密条约，即所谓的《再保险条约》。德国于《再保险条约》中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享有主导权，甚至允诺在俄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保持友好中立。这么一来，俾斯麦非但违反了1879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同盟条约，甚至还与柏林会议“诚实的经纪人”之角色南辕北辙。曾经有人为了替俾斯麦辩解，于是表示：19世纪80年代他所缔结的各种同盟，在用意上与一般的盟约不同，并未着眼于一场将来的战争——俾斯麦在那些年头反而希望通过有如特技表演一般，甚至自相矛盾的结盟政策来避免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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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致可以同意这种对俾斯麦的看法。当德国与奥地利的参谋本部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研拟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计划时，俾斯麦曾经致书军事内阁的负责人表示：“我们的政策在于尽可能完全预防战争，若实在行不通的话，便设法让战争延后爆发。本人将无法配合采取其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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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引用不少内容相似，同样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言论（它们都是特地为了内部公务往来而撰写，因此完全可信），借以证明俾斯麦确实在德意志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利益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历代继任者当中没有任何人具备同样坚决的态度。至于就俾斯麦的坚定立场而言，纵使那源自浓厚的悲观主义，却仍然难能可贵。（1886年他曾发函向战争部长表示：“倘若天意要我们在下一场战争中落败的话，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结果将是，我们打了胜仗的对手将使尽一切手段，让我们永远——或者至少在下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一旦列强发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不幸作战失利以后，甚至无法期待还会有办法让现在的国家维持统一。”）俾斯麦在建国以后的政策，就是德意志国由始至终唯一推行过的无限制和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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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俾斯麦即便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技巧和最大的诚意，依然未能在他的时代完全实现自己所欲达成的目标。他在建国时期导致德意志国与法国那个强权持续成为死敌——所谓的“世仇”；他在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后所推动的政策，则促成法国与俄国走上结盟之路。同时，俾斯麦与奥地利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不难预见的是，无论俾斯麦再怎么设法防阻，那种亲密关系本身便暗藏着冲突的因子。因为奥地利与俾斯麦的德国相反，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奥地利和俄国一样，也打算继承土耳其在欧洲的土地，而这注定了奥、俄两国日后必将为此爆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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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在违反俾斯麦衷心愿望的情况下，已经从1878年至1879年开始卷入奥、俄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再也无法脱身而出。众所皆知的是，这场冲突后来在1914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当中还出现过另外一场冲突——德意志帝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纷。但那场冲突并非因为俾斯麦而起，即便他曾经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推动过反英政策。那是俾斯麦时代结束之后，德皇威廉时代的“世界政策”所酿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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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三章 德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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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3月俾斯麦的下台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在内政方面是《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有效期限不予延长，在外交方面则是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不再续约。二者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与俄国之间立刻出现严重纠纷，同时也不表示社会民主党马上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日久天长以后，后者形成了更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首先在此讨论的对象）。社会民主党随即逐渐变得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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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我们先将主题转到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政策，借此呈现出大环境在俾斯麦下台以后很快便形成的剧烈转变——而且这种大环境的转变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为止是日益明显。如同前文所述，俾斯麦的德意志国在内政方面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几乎对所有的德国政治势力来说，那都是一个压抑和不满的时代，更何况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而且在俾斯麦下台后仍然延续了好几年的工夫。接着从1895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反转和经济起飞。那年开始的一波经济荣景，几乎未曾间断地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在1901年和1908年出现过两次小规模的停滞。但是从全局观之，德皇时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民生乐利的时期，而且工人阶级亦受惠于此。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令人困惑不已。但是这也难怪，因为即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很难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作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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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令人茅塞顿开的理论正好在此得到了证实。那是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重大的科技创新息息相关。如果缺乏了技术上与科学上的创新，经济就会开始停滞，有时甚至陷入衰退。整个俾斯麦时代刚好面临这种情况。之前出现过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汽机与铁路的时代、炼钢与冶铁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作坊已在19世纪中叶改头换面成为机械化的工厂，而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却久久未曾出现创新。既有的一切当然继续发展：继续兴建铁路，已设立的工厂继续雇用工人，工业缓慢地继续扩大规模，然而那个经济阶段大体上只是一个缺乏动能的时代。这种情况就从1873年延续到1895年。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下子又同时出现许多重大创新——尤其是电气化的全面普及，此外还有正在起步中的机动车辆与无线电通讯。各种科技创新于是为旧工业带来了新的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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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进程先是在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然后在下一个步骤也影响了政治。就社会方面而言，阶级斗争的态势已逐渐弛缓下来。固然当时还没有提出日后的一项重大发现：工人不仅仅是成本因素而已，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众——因此资方在表面上与工会进行抗争之后，都会为了本身利益而一再同意支付更高的工资。可是，当时随着劳动力日益短缺，工会开始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雇主逐渐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古老的“工资铁律”（即尽可能支付最低的工资）。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和平，同时这种社会和平也在政治上产生效果，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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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意图全面改造社会。受到“第一国际”的影响以后，这种倾向更是与日俱增。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世界革命的政党——但只有理论上如此，因为革命多少还只是未来的事情。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革命始终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景。接着，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展出一个被称作“修正主义”的路线。那些修正主义者表示：我们不需要革命；我们必须逐步成长融入现有的社会与国家，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加以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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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展起初未能在党内获得正式认可；于历届党的大会不断进行的“修正主义辩论”中，修正主义派总是屈居下风。他们却在台面下日益成长茁壮，而等到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支持开战的时候，修正主义派已经蔚为主流。这种情形在1918年变得更加明显，因为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国家战败之后“跳入火坑”（那是该党主席埃伯特的用语），出面收拾残局。那些虽然都是日后的发展，然而从1914年和1918年的事件即可看出，之前德皇威廉时代的国内政治气氛早已不声不响地和缓下来。当时，德意志帝国不再有任何事物会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普鲁士宪政冲突、“文化斗争”、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等等。帝国国会及国会的各个政党已在内政上对内阁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不断推出的各种新法案都必须由国会负责处理。（德皇时代是一个大规模编纂法典的阶段。尤其1900年的《民法典》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世纪之作，除了其中的亲属法部分必须加以修改之外，它在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完全生效。）该阶段在另一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我无意称之为“民主化”，因为那是过于夸张的讲法；不过我们可称之为“群众的政治化”，而且它在默默之中为日后的民主化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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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提起这一点，主要是想借此反驳德国史学界一个至今仍然强势的派别。该学派主张的论点是：德意志帝国在威廉时代所推动的对外扩张政策，实乃出自内政上的因素。依据其理论，当时希望向外转移人们对国内紧张局势的注意力——或许甚至必须那么做。但对我而言，那种看法未必合情合理。从1890年到1914的二十四年之间，德国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内部紧张局面实则未增反降。而且在我看来，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即可反驳上述论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都要比同时期的德国来得严重许多。法国有“德雷福斯事件”；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在当时已呈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俄国有1905年的革命；奥地利面临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德意志帝国在那个时代却缺乏足以相提并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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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相反的是，德皇威廉时代在内政上是一个健康的年代，甚至是一个幸福的年代——它是德意志国在自己短暂的生命期限当中最幸福的年代。在那个时代将德意志帝国推向崭新外交路线的因素（而且如同事后所显示出来的，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线），并非国内的不幸福与内政上的危机，反而是当时德国人对自身力量与内部和谐所产生的过度信心。每个阶级的生活都不断获得改善以后，德国人的性格随之出现了某种变化，可惜我们无法称之为好的转变。1848年以前的德国人（甚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谦卑朴实的民族，其最高目标就是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他们已经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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