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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当然就跟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还是一个阶级社会与阶级国家。更何况自从俾斯麦在1879年向上层阶级作出妥协，实施保护性关税并创立“生产阶层的卡特尔”之后，大农业与大工业之间取得了某种协调——大地主在其中的发声权更略微超出了自身真正的实力。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表示德国在这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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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德皇威廉时代，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已经改变了内在性质；如今农业在那个卡特尔里面的地位日益低落，工业所占的实际比重则越来越高。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不过德国工业一直要等到德皇威廉时代才突飞猛进，达到除了遥远的美国之外几乎无人能及的地步。工业的高度发展并且提供现成工具，助长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扩张政策。但是，尽管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工商业在全球进行的扩张，彼此之间具有不容否认的牵连性，但我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转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因素（而且日增的国力也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就在于人们重新评估了——今天我们则必须表示：错估了——欧洲列强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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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章曾经提到过，1888年时俾斯麦仍然表示：“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他想借此表达的意思就是：德国在欧洲已经过于忙碌和过于受限，所以必须放弃在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冒险行动，而且纵使放弃了也无妨。然而，这种看法即便在俾斯麦时代也已非主流意见，如今更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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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叶以及20世纪初期，欧洲正处于殖民帝国主义的时代。所有较强大的国家都试图跨出欧洲，并且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借由推动“世界政策”来变成“世界强权”。其间起步最早、斩获最多的国家是英国，那时大英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世界霸权。但法国也在亚洲统治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在非洲更是如此。俄国则大肆向东方扩张，但即便是一些较小的国家——诸如荷兰、比利时（后来意大利也小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再加上首开先河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也都拥有自己的殖民帝国。在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个当时看似毋庸置疑的想法：纯粹欧洲权力均势体系的时代即将被一个世界性的霸权体系所取代；在此体系当中，欧洲列强将一如既往地于全球享有优势地位并建立大型的殖民帝国，进而将欧洲权力均势体系扩大成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权力均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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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们来说（而且如今在德国也有许多重要人物如此认为），德意志帝国与其工业实力相较之下，在“世界政策”这方面未免遥遥落后。固然俾斯麦曾经一度建立了少数几个非洲殖民地（但很快就不再予以重视），不过德国还称不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德国仍然只是一个欧洲大国，并非世界强权。现在德国却想成为世界强权，而马克斯·韦伯就为德皇威廉时代提供了相关的座右铭。他曾在1895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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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明白，德国的统一是这个民族在年迈以后所搞出的青少年恶作剧；假如德国的统一意味着德意志世界强权政治的终点而非起点，那么如此昂贵的恶作剧最好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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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开始推动“世界政策”以后，必然会招惹到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强权——英国。德国人并不打算摧毁大英帝国，而且他们无论是在当时或后来都没有过这种非分之想。然而，他们的愿景是：受到英国掌控的欧洲权力均势体系必须被一个世界权力均势体系取代，而德国将在此体系内，成为与各个老牌殖民强权平起平坐的世界列强之一；与此同时，英国则应该降格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后的帝国总理比洛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我们无意将任何人推入阴影，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取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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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来奇怪的是，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并不曾取得太多新的海外领地。19世纪90年代，他们在非常遥远的外面，从中国那边租借了胶州湾（附带说明一下，租约原定于1987年，即本书初版的同一年到期）——那是一个过于防患未然的举动，因为有关中国即将遭到欧洲列强瓜分的讲法虽然在当时甚嚣尘上，却人尽皆知从未成为事实。此外，德国人也在南太平洋取得了一些岛屿，可是它们同样非常遥远，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同样非常难以固守。德意志殖民帝国除此之外并无重大斩获，而且后来也一样。那个殖民帝国始终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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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人秉持自己有条有理的作风，宣称德国取得世界强权地位的初步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德意志舰队来展现德国的“海上雄风”。那表面上看来非常合乎逻辑。如果有谁打算成为世界强权，如果有谁希望跟上殖民竞争的脚步并取得领先地位的话，首先就必须拥有为此所需的工具——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够有办法在海外取得土地，然后加以捍卫。只不过至少同样合乎逻辑的是，这种舰队政策势必将导致德国与英国形成新的对立关系，因为德国建立了具有竞争力的大海军以后，英国必然会感觉直接受到挑衅。此事更因为德国早已在欧陆面对法俄同盟，于是产生了加倍的严重性。更何况法俄同盟意味着，欧洲所爆发的任何战争都会让德国腹背受敌。在此情况下，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设法把英国拉拢过来，看样子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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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前面简短提到过，从俾斯麦时代过渡到德皇威廉时代之际，在外交政策方面衔接得非常顺畅。舰队政策则迟至1898年才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德国曾在此前八年内多次作出尝试，希望借由与英国结盟，或者至少也要跟英国“协约”（即便当时尚无此用语）——亦即与英国达成协议——来扩大并巩固自己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这种机会在俾斯麦时代末期已经看似成功在望。当时，英国和俄国持续处于对立状态，两国不断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我们还记得，1878年举行“柏林会议”时，俾斯麦的首要目标就已经是设法避免英俄开战。那种敌对关系在1887年再度愈演愈烈，并促成了一个所谓的“地中海联盟”：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俄国人再度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话，他们将出面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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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德国也加入那个联盟。如此一来即可形成一种持续的同盟组合，在一方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在另一方则是俄国和法国。德国在此情况下虽然仍有两线作战的可能，却可得到英国在背后撑腰。德国应该打得赢那场仗，至少获胜的机会能够比日后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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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却阻止此事发生。他始终避免让德国在英国和俄国之间作出最后选择，或许他甚至已经暗中出现了一种想法：在最坏情况下不惜舍弃奥地利，重新恢复德、俄两国固有的友好关系。他虽然支持地中海联盟，自己却并未参与其中，反而还以友好姿态走向当时已略受孤立的俄国，签订了那个问题重重的《再保险条约》。等到条约期满需要续约的时候，俾斯麦刚好已经下台，于是《再保险条约》立即遭到废止。结果就连最后一道薄弱的障碍亦遭撤除，使得1878年至1879年即已开始酝酿的俄法同盟从此畅通无阻。俄、法两国随即在1894年正式缔结盟约。此时德国更应该采取的做法，就是走向老旧而依然存在的地中海联盟，借此拉近自己与英国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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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进行过那种尝试。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卡普里维才刚上任就签订了德英“交换条约”——签约后英国取得桑给巴尔，德国则取得赫尔戈兰，27而且该条约可成为两国进一步交好的开端。于卡普里维任内，而且甚至在他卸任后的一段期间内，德、英双方修好的努力都持续进行下去。直到1897年以前，亦即在所谓“新路线”的年代，德国及其盟邦其实与英国维持了相当不错的关系。那时英、德两国根本还谈不上彼此存有敌意。即便当1897年决定实施舰队政策，而且蒂尔皮茨——德国公海舰队的创立者——在德国大肆推动大海军宣传之际，那种必然以反英为主轴的宣传活动仍未直接导致德、英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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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内部反而有若干人士作出尝试，依旧和颜悦色地劝说德国切勿推动舰队政策及世界政策，并且愿意在欧洲大陆与德国结盟以提供保障。从1898年到1901年之间，仍然反复出现了英国与德国结盟的试探性动作（但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谈判）。最后一切归于失败，而前功尽弃的主要理由在于德国人相信：英国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囊中物——既然我国目前大半仍处于纸上谈兵阶段的舰队已可让英国“来归”，那么等到我们的海上武力变得更强大以后，英国当然只会更愿意缔结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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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论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许久以后康拉德·阿登纳28的德国政策。当苏联在1952年眼见联邦德国即将加入西方同盟，于是提议用德国中立来交换德国统一的时候，阿登纳对此所持的论点为：既然俄国人现在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等到联邦德国变得强盛以后，情况还会更加有利。显然在此涉及了德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即便那起初只是潜藏的事实）：对方委曲求全的善意可能会转变成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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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政策的反转出现得相当晚。就亲近法国而言，那是在1904年；就亲近俄国而言，则迟至1907年。英、法殖民冲突曾在19世纪晚期再度激化得充满危险性，但英国已在1904年大致解决了与法国的纷争。英、法两国就殖民问题取得的最大谅解是：法国放弃埃及，英国则放手让法国在当时尚未遭到殖民的摩洛哥自由行事。德国人却在此时进场搅局，试图给英、法两国新近喜孜孜签署的友好协约泼冷水——所采取的做法是首度积极干预殖民问题，致力于在摩洛哥对抗法国。结果在1890年至1914年之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机：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其开端是德方把德皇送往丹吉尔，并让他在当地宣布抗拒法国来保证摩洛哥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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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机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德国外交政策的协调不良。俄国曾在1905年卷入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惨遭败绩；接着，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几乎暂时丧失欧洲强权的地位。德军参谋本部在当时德国政坛要人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的领导下，随即出现一个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构想。俄法同盟如今看似陷入瘫痪，俄国已失去了行动能力，而法国正改弦更张设法通过殖民协议来拉拢英国。在施里芬眼中，现在大可将摩洛哥使用为借口来跟法国“算账”。他认为时机已然来临，能够在俄国无力真正介入，而英国几乎不可能在欧陆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通过一场单线战争来削弱法国，使得法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复为大国结盟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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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来自参谋本部的计划，得到当时外交部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高级参赞”霍尔施泰因——的赞同，而且霍尔施泰因说服了担任帝国总理和普鲁士外交部长的比洛支持该计划。29但是比洛不想要战争，他只希望获得一个纯粹的外交胜利，以便明白告诉法国人：无论是与俄国的同盟还是与英国的协约，在紧要关头都对法国全无裨益。而且，那场外交胜利或可促使法国成为德国未来结盟的潜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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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则根本就不想要危机，更遑论是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尽管往往会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夸大言论，但他基本上具有一种敏感、紧张与爱好和平的特质。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自己被送往丹吉尔，而且在随后衍生的危机当中总是怯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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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如此，比洛总理还是获得了有助于提高个人声望的成功。法国外交部长为此被迫下台，比洛则仿佛1870年至1871年打了胜仗后的俾斯麦那般，被晋封为侯爵。一切看似都被控制得服服帖帖，更何况还有一场欧洲列强会议增添了新的光彩，让德国又一次如同在“柏林会议”期间那般，通过共识来化解一场国际危机——只不过此次危机是由德国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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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回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办的“摩洛哥会议”30演变成一种羞辱，以及向德国外交政策提出的警告。因为会议期间除了奥匈帝国之外，没有任何强权采取反法的立场，结果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享有极为广泛的主导权——我们甚至可称之为殖民统治权。只有在若干小细节上面作出的妥协产生了舒缓作用，让德国人保住了一点儿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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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危机，是德皇时代三大战前危机当中的第一个。它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德国已经做过了头。德国实际上正在促成英、法、俄三国结盟，而那正好与德国努力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德国非但无法更进一步落实筹划中的世界政策，反而蓦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并不稳固——任何一个不小心的步骤都随时可能让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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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危机，而且后来证明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俄国在1908年10月做出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举动，设法在奥地利的配合下，争取获得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依据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秘密约定，如果俄国要求有权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话，奥匈帝国将不会提出异议。俄国则将在成功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允许奥地利正式并吞1878年已被奥国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不过，如同1878年《柏林条约》所规定的，俄国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非但需要得到奥地利认可，而且也需要英国和法国加以同意。结果，俄国未能争取到英、法两国的同意。可是，正当俄国还在对此进行谈判的时候，奥地利却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奥地利和当时已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之间，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关系。塞尔维亚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奥地利取消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行动。1908年秋季随即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巴尔干危机：其直接危险是爆发一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间接危险则类似后来在1914年那般，俄国将出面干预并支持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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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于是以奥地利忠实盟友之姿，以及欧洲该地区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其间。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鸣金召回塞尔维亚，同时承认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一事。否则，德国将全力为奥地利撑腰，并任由事端扩大。按照当时德国新闻界的用语，德国是以“刀光闪闪的防护”站在奥地利的一方对抗俄国，并使得俄国蒙受屈辱。圣彼得堡则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而不得不退避：俄国刚在短短几年前经历了对日作战失利和1905年革命，迄今尚未恢复元气，即便有法俄同盟可弥补不足和提供奥援，仍然无力进行一场对抗德、奥两国的战争。结果俄国作出让步，而德国这回获得了一次真正的外交胜利。只不过事后证明，它就跟1905年德国从法国那边取得的半个胜利一样，既无用又危险。因为俄国现在觉得必须尽快恢复强大的国力，而且类似“波斯尼亚”的情况绝不可再度发生到自己头上。随着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德国已经一脚踏入1914年爆发的欧陆大战之前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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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我无意在此详述相关细节，反正法国或许稍稍逾越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定出的界线（那属于诠释上的问题），继续向摩洛哥南部扩张，以致违反了相关规定。德国于是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派遣一艘炮舰来到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重新引起与法国的冲突。但危机最后还是再度和平化解，甚至又为德国带来一次小小的成功：法国人同意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借此换取德国放弃对南摩洛哥的一切要求。这是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首次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扩张行动。然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甚于之前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现在英国首度公开以法国准盟友之姿态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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