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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于是以奥地利忠实盟友之姿，以及欧洲该地区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其间。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鸣金召回塞尔维亚，同时承认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一事。否则，德国将全力为奥地利撑腰，并任由事端扩大。按照当时德国新闻界的用语，德国是以“刀光闪闪的防护”站在奥地利的一方对抗俄国，并使得俄国蒙受屈辱。圣彼得堡则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而不得不退避：俄国刚在短短几年前经历了对日作战失利和1905年革命，迄今尚未恢复元气，即便有法俄同盟可弥补不足和提供奥援，仍然无力进行一场对抗德、奥两国的战争。结果俄国作出让步，而德国这回获得了一次真正的外交胜利。只不过事后证明，它就跟1905年德国从法国那边取得的半个胜利一样，既无用又危险。因为俄国现在觉得必须尽快恢复强大的国力，而且类似“波斯尼亚”的情况绝不可再度发生到自己头上。随着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德国已经一脚踏入1914年爆发的欧陆大战之前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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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我无意在此详述相关细节，反正法国或许稍稍逾越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定出的界线（那属于诠释上的问题），继续向摩洛哥南部扩张，以致违反了相关规定。德国于是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派遣一艘炮舰来到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重新引起与法国的冲突。但危机最后还是再度和平化解，甚至又为德国带来一次小小的成功：法国人同意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借此换取德国放弃对南摩洛哥的一切要求。这是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首次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扩张行动。然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甚于之前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现在英国首度公开以法国准盟友之姿态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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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此前在1904年与法国，以及1907年与俄国的协约中，曾刻意规避了真正的盟约。但英国已经与法国，而后与俄国（在波斯）化解了海外的争端，因此可在必要时放手加入法俄同盟。英国与法国之间更多次举行过秘密军事协商，但两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完全无须履行义务，于欧陆爆发战争之后站在法俄同盟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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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这时还是首度有一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理劳合·乔治——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以耸人听闻和被德国视为挑衅的方式宣称：英国将不会在法国遭受威胁时袖手旁观。此外，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在同一年（1911年）重新展开协商，获致了比1904年至1905年时更加具体的结果。双方进而预先约定，英国将在法、德开战以后，派遣远征军前往增援法军的最左翼。战云已经如此密布，以致我们可以表示，战前的氛围已在1911年达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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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好就在此刻，德、英之间又一次大举出现妥协的尝试。我们无法表示，有任何参与角力的强权已在1911年真正决定要打一场大战；英国更绝非如此。不过，各国现在都积极针对这么一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当然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下功夫。法国开始逐步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德国在1913年巨幅扩大陆军，而且社会民主党竟然也对此表示同意（扩军经费是以财产税来支付，使得社民党比较容易投下赞成票）。俄国则已经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开始大肆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波兰扩建本国的战略铁路，强化各地的要塞，以及发展出远较强大的炮兵部队。但那些都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工作，而且人们认为俄国大约要等到1916年至1917年才会有办法完成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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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所有的人都开始认为，两大同盟体系在欧陆的战争恐怕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候，德国与英国却在此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和解尝试。德国的出发点是尽可能不让英国涉入这场战争；英国所着眼的目标，则是要降低英、德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德方的尝试旨在设法与英国达成重大的殖民协议，其做法应该类似英、法两国在1904年，以及英、俄之间在1907年所采取过的措施。德方愿意与英方进行协商，来界定并限制德国的殖民目标。英方的终极尝试就是1912年初的“霍尔丹任务”，31而英国希望借此实现的首要目标乃停止舰队竞赛。那在当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想法。今天我们都十分熟悉“军备控制”这个构想，亦即设法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来缓和在特定军备竞赛领域内出现的冲突场面。而那在当时就已经是英国人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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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与霍尔丹进行谈判时的目标，则是争取英国作出承诺，将在欧陆爆发大战时保持中立。但双方努力的目标皆以失败收场。英国人不愿承诺保持中立，因为他们当时就已经担忧，德国将打赢一场纯粹欧陆性质的战争，以致未来在竞逐世界强权地位时实力过于强大。而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反对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立场，拒绝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来限缩德国海军的自由发展。海军大臣固然位居帝国总理之下，可是德皇由于“军备控制”那个新式的构想而感觉受到侮辱，决定不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支持蒂尔皮茨。于是，帝国总理被将了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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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任务”随即失败，这自然意味着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尖锐。即便如此，德、英两国仍在1913年和1914年继续进行谈判，只不过没有那么大肆张扬罢了，其间涉及一项双重殖民协议。德国在伦敦首次将本国非洲殖民计划的地图摊到台面上。德方希望有机会获得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主的葡萄牙殖民地，因为当时人们预料葡萄牙政府破产在即，该国势必将被迫出售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若有可能的话，德国还希望从比利时那边买下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借此将德属西南非、安哥拉、刚果和德属东非之间的陆上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后，德国将表示心满意足，而英国则可从葡萄牙甚或比利时的殖民地当中获得若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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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有趣的是，那些谈判的基调颇为友好，而且到了最后，双方已在一定程度内达成初步协议——时间是在1914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项有关未来应如何分配非洲中部殖民地的协议，那时已在伦敦草签完毕，但此举当然被严加保密。于是，就在当初导致德、英形成对立关系的范畴内（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局面看似已经明显弛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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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德国更在此涵盖甚广的范畴内进行了另外一项谈判，而且那看起来同样成功在望。德意志帝国争取世界强权地位的努力，在1900年以后的那些年头内出现了两个方向：首要的路线是在非洲大举开疆辟土，另一个在做法上极不明确的路线则是向东南方扩张。为达此目的，德奥同盟起先应该与新缔结的德国—土其耳同盟共同构成一个大型的单一经济体，并且设法迫使巴尔干各国完全或部分加入该体系。其具体象征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的铁路，即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意志帝国希望于一定程度内，在攸关俄国和英国利益的地区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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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仍然不清不楚的是，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当地建构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奥地利仍然自视为强权并以大国之姿现身，而奥斯曼帝国即便地位不断下降，也还是一股独立的势力。德意志帝国当时积极争取与奥斯曼帝国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该国由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看似已经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团，更按照德国标准来训练土耳其的军队。与此同时，德国并向土耳其表达出政治结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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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向该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无法掩人耳目，更何况当时英国自己也对奥斯曼帝国南部地区（今日的伊拉克）深感兴趣——石油已在那个时候开始扮演若干角色。因此，德国与英国也必须想方设法，尽可能友好划分两国在当地的势力范围。而即便在这一点上面，双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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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再度燃起希望，认为英国可在欧陆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虽然从未答应保持中立，但也从来不曾正式宣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战争爆发后进行干预。如今两国已在殖民政策与扩张政策等范畴内稍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至少昔日的对立态势看样子已经和缓下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约也是这么开始的，后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亦不例外。英国与德国虽然在海军舰队方面一直怀有敌意，但从今以后岂不也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说不定双方甚至也可以达成某种协约，万一欧洲出现战火的话，英国最起码将在初期阶段决定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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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爆发夏日危机时，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政策就立基于此推论之上。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却把这种如意算盘狠狠地一笔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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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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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由来，人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前都还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当时一切仍然围绕着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打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史学撰述则几乎全部都忙于提出证据，设法表明德国对战争的爆发并无罪责可言；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茨·费舍尔仍须做出非常勇敢的表现，才得以撼动那种论点。今天归功于“费舍尔论战”的缘故，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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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责”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1914年时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每一个强权都随时把战争的可能性列入考虑，而每一国的参谋本部都不断在理论上针对敌营的各种同盟组合来演练战争。等到出现了有利的开战时机以后，乘隙发动战争的做法，并不会被看成是不道德或犯罪的行为。就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分担的责任而言，情况则大异其趣。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理为首的德国政治领导当局，针对1914年开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参谋本部截然不同的设想与规划——尤有甚者，后来的发展还显示出，参谋本部的计划在军事上根本就是个错误。这两点值得仔细过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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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从1911年开始的几年内，整个欧洲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战前的气氛。人们预料可能即将爆发军事冲突，各方势力因而都非常认真地将之纳入规划。各国念兹在兹的工作，就是要为战局拟订出最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最理想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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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作出的规划，依据今日我们对他战前思路演变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可综述如下：战争或许即将到来，而且德意志帝国足以在三个条件下展开战事，甚至把那场仗打赢——奥匈帝国必须协同作战，社会民主党人士必须合力作战，而且英国必须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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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来看，1914年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后突然形成的局面，便显得相当有利。那场战争将主要不是德国的战争，而是奥匈帝国的战争，即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之战。如果俄罗斯帝国声援塞尔维亚而加入战局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便毋庸顾虑，可以确定奥地利将协同作战——更何况那主要将是奥地利而非德国的战争。其次，也几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赞成对沙皇俄国作战。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情况最为有利，因为英国很可能不会介入这么一场只在东欧进行的战争，或者至少不会立即介入。这个估算十分合情合理：英国在本国历史上一直避免卷入纯粹东欧性质的纠纷，更何况英国的利益也不致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特别伤害。奥国和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倾向于奥地利那一边的话，将是英国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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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那场战争必须依据本身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形成的经过，也在军事方面维持原本应该有的性质：32它是一场东欧的战争，参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战事的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看起来必须是这副模样：由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受到挑衅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展开攻击；俄国驰援自己的小老弟塞尔维亚，于是进攻奥地利；德国则以盟友的身份过来帮助奥地利，于是进攻俄国。固然接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是，西边的法国会前往增援自己的俄国盟友，于是进攻德国。可是这么一来，德国在西欧将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如果德国在西边纯粹采取守势的话，就未必需要担心英国插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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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正是基于这种构想，在1914年7月6日向奥地利开出了那张著名的“空白支票”：万一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导致奥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奥地利可以确信，“陛下将信守盟约的义务与个人深厚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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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的是，“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在军事上的具体含义为何，则语焉不详。从字面上来看，那其实必须意味着，万一俄国进攻奥地利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展开攻势。可是假若有人明白地告诉奥地利，德国起初只会对俄国完全采取守势，反而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使用为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理由，那么维也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拿捏分寸时，恐怕会作出跟后来很不一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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