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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有趣的是，那些谈判的基调颇为友好，而且到了最后，双方已在一定程度内达成初步协议——时间是在1914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项有关未来应如何分配非洲中部殖民地的协议，那时已在伦敦草签完毕，但此举当然被严加保密。于是，就在当初导致德、英形成对立关系的范畴内（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局面看似已经明显弛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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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德国更在此涵盖甚广的范畴内进行了另外一项谈判，而且那看起来同样成功在望。德意志帝国争取世界强权地位的努力，在1900年以后的那些年头内出现了两个方向：首要的路线是在非洲大举开疆辟土，另一个在做法上极不明确的路线则是向东南方扩张。为达此目的，德奥同盟起先应该与新缔结的德国—土其耳同盟共同构成一个大型的单一经济体，并且设法迫使巴尔干各国完全或部分加入该体系。其具体象征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的铁路，即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意志帝国希望于一定程度内，在攸关俄国和英国利益的地区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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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仍然不清不楚的是，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当地建构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奥地利仍然自视为强权并以大国之姿现身，而奥斯曼帝国即便地位不断下降，也还是一股独立的势力。德意志帝国当时积极争取与奥斯曼帝国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该国由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看似已经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团，更按照德国标准来训练土耳其的军队。与此同时，德国并向土耳其表达出政治结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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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向该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无法掩人耳目，更何况当时英国自己也对奥斯曼帝国南部地区（今日的伊拉克）深感兴趣——石油已在那个时候开始扮演若干角色。因此，德国与英国也必须想方设法，尽可能友好划分两国在当地的势力范围。而即便在这一点上面，双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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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再度燃起希望，认为英国可在欧陆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虽然从未答应保持中立，但也从来不曾正式宣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战争爆发后进行干预。如今两国已在殖民政策与扩张政策等范畴内稍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至少昔日的对立态势看样子已经和缓下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约也是这么开始的，后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亦不例外。英国与德国虽然在海军舰队方面一直怀有敌意，但从今以后岂不也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说不定双方甚至也可以达成某种协约，万一欧洲出现战火的话，英国最起码将在初期阶段决定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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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爆发夏日危机时，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政策就立基于此推论之上。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却把这种如意算盘狠狠地一笔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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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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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由来，人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前都还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当时一切仍然围绕着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打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史学撰述则几乎全部都忙于提出证据，设法表明德国对战争的爆发并无罪责可言；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茨·费舍尔仍须做出非常勇敢的表现，才得以撼动那种论点。今天归功于“费舍尔论战”的缘故，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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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责”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1914年时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每一个强权都随时把战争的可能性列入考虑，而每一国的参谋本部都不断在理论上针对敌营的各种同盟组合来演练战争。等到出现了有利的开战时机以后，乘隙发动战争的做法，并不会被看成是不道德或犯罪的行为。就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分担的责任而言，情况则大异其趣。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理为首的德国政治领导当局，针对1914年开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参谋本部截然不同的设想与规划——尤有甚者，后来的发展还显示出，参谋本部的计划在军事上根本就是个错误。这两点值得仔细过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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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从1911年开始的几年内，整个欧洲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战前的气氛。人们预料可能即将爆发军事冲突，各方势力因而都非常认真地将之纳入规划。各国念兹在兹的工作，就是要为战局拟订出最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最理想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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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作出的规划，依据今日我们对他战前思路演变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可综述如下：战争或许即将到来，而且德意志帝国足以在三个条件下展开战事，甚至把那场仗打赢——奥匈帝国必须协同作战，社会民主党人士必须合力作战，而且英国必须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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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来看，1914年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后突然形成的局面，便显得相当有利。那场战争将主要不是德国的战争，而是奥匈帝国的战争，即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之战。如果俄罗斯帝国声援塞尔维亚而加入战局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便毋庸顾虑，可以确定奥地利将协同作战——更何况那主要将是奥地利而非德国的战争。其次，也几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赞成对沙皇俄国作战。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情况最为有利，因为英国很可能不会介入这么一场只在东欧进行的战争，或者至少不会立即介入。这个估算十分合情合理：英国在本国历史上一直避免卷入纯粹东欧性质的纠纷，更何况英国的利益也不致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特别伤害。奥国和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倾向于奥地利那一边的话，将是英国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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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那场战争必须依据本身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形成的经过，也在军事方面维持原本应该有的性质：32它是一场东欧的战争，参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战事的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看起来必须是这副模样：由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受到挑衅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展开攻击；俄国驰援自己的小老弟塞尔维亚，于是进攻奥地利；德国则以盟友的身份过来帮助奥地利，于是进攻俄国。固然接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是，西边的法国会前往增援自己的俄国盟友，于是进攻德国。可是这么一来，德国在西欧将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如果德国在西边纯粹采取守势的话，就未必需要担心英国插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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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正是基于这种构想，在1914年7月6日向奥地利开出了那张著名的“空白支票”：万一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导致奥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奥地利可以确信，“陛下将信守盟约的义务与个人深厚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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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的是，“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在军事上的具体含义为何，则语焉不详。从字面上来看，那其实必须意味着，万一俄国进攻奥地利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展开攻势。可是假若有人明白地告诉奥地利，德国起初只会对俄国完全采取守势，反而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使用为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理由，那么维也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拿捏分寸时，恐怕会作出跟后来很不一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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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就那么发展了下去。按照德国参谋本部拟订的作战计划，不论引发战争的政治危机是以何地为中心，开战以后都必须对法国展开一场闪击战。而且，攻打法国的先行动作就是挥军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因为德国参谋本部认为（纯就军事观点而言，或许正确无误），若在戒备森严的德、法边境进行战争，将无法赢得闪电胜利。该作战计划（即恶名昭著的“施里芬计划”）着眼于假道比利时绕过集结于法国东部边疆的法军而攻击其侧翼和后方，并以一个巨大的旋转运动逼迫法军往瑞士边界的方向撤退，然后在那里加以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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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也会把英国推向敌方。因为英国基于两个理由，必须在此情况下插手干预。第一个理由是，英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完全遭到削弱。假如德国的势力范围涵盖了战败的法国，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英国势必将与一个欧陆超级强权相互对峙——这违反了英国的安全考虑。除此之外，比利时乃直接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谁掌控了比利时海岸就会对英国构成威胁，更何况如果那是在威廉二世统治之下，已经拥有强大舰队的德国！人们向来把安特卫普称作是“一把对准了英国心脏的手枪”：因此英国人纯粹因为地理战略上的考虑，即已无法坐视比利时遭到占领。第二个理由则出自国际法的观点，因为欧洲列强（包括德国在内）数十年来都一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最在乎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国家，则莫过于英国；它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任凭自己的比利时缓冲区遭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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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贝特曼研拟开战计划的时候，早已事先被德军参谋本部的计划所架空。其中永远难解的谜团在于，为何直到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当天为止，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高层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贝特曼正如同他前任的总理比洛一般，对“施里芬计划”早有所知。但他以令人不解的方式，似乎未曾认真看待那个计划，并未将其盘根错节的政治关联性列入考虑。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军事计划可在最后一瞬间加以修改。那么8月1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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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内充满了忙乱的外交活动，而英国在其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当时来自伦敦的提议有二。第一项提议是，未直接涉入奥、俄冲突的四个强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应派遣代表举行会议，然后联名向奥地利和俄国提出建议。德国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他们不愿把奥地利交付给一个欧洲最高仲裁机构。第二项提议则是，德国应该发挥影响力来促成奥地利直接与俄国进行谈判，并尽可能通过限制奥地利的作战目标——例如“在贝尔格莱德停止推进”——以避免俄国出兵干预。德意志帝国政府起先未加评论，便将这项建议转交给维也纳，后来则稍稍提醒奥地利，不妨更加严肃地看待此建议。33结果，德国也让这个机会一去不返，而未曾认真介入。于是，奥地利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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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对此作出的初步反应是进行局部动员，然后才改成总动员。德国也宣布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并且下令动员。“施里芬计划”于是启动，德军随即向西线——而非东线——大规模集结。8月1日的时候，德国驻英大使从仍在慌乱进行谈判中的伦敦发回一份急电，而急电的内容被错误解读成：若德国在西线采取守势，只在东线进行攻势的话，英国将保证法国维持中立。德皇随即赶忙在柏林皇宫内召开紧急会议，于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场的情况下指示参谋总长（他是那位在1866年和1870年声誉卓著的毛奇元帅之侄34）：“那么我们就让整个陆军向东线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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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议遭到小毛奇极力抗拒，因为他完全无法变更已在西线展开的集结行动。假如他那么做了的话，德方将不会在东线拥有战斗力十足的劲旅，反而只是一批装备不足、缺乏补给的乌合之众，以致那场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德皇毫不留情地回答道：“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是小毛奇自己转述下来的讲法，而且他对德皇的干预深感震惊，觉得受到委屈，并且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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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其实并没有愤愤不平的资格。参谋本部必须针对各种可能的政治局势备妥不同的作战计划，而且即便参谋本部偏好其中的某项方案，也必须有能力因应实际政局，以另外一个计划加以取代。可是小毛奇未曾准备其他的方案。按照例行公事持续拟订了许多年的东线出击计划，已被小毛奇在1913年下令取消。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参谋本部只着眼于单独一种作战的可能性，并且预先抛弃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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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柏林错误解读了德国驻英大使从伦敦发回的电报。英国人从未表示，他们会让法国保持中立。英方仅仅作出暗示，他们自己起初将保持中立——如果德国在西边采取守势，纯粹进行一场东线战争的话。随后的发展更是非常讽刺地显示出来，那种作战方式即便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其实也是对德国比较有利的做法。至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执行“施里芬计划”势必意味着，英国也会加入敌方对德作战。德国的政治作战计划因而一开始就被“施里芬计划”破坏殆尽，贝特曼—霍尔维格为此陷入绝望。他在德军开入比利时、德国对法国宣战之后，还勉为其难地设法说服英国，不必为了“一纸空文”（他指的是英国对比利时中立所作出的保证），加入一场必定会把整个欧洲打得乱七八糟的战争。然而，为时已经太晚。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当德皇用“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那句话来责备小毛奇之际，话中真实的程度或许还超出了德皇自己的认知。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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