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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计划正好符合德方的愿望，终于把俄国打得退出战争。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的胜利；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阶层而言，列宁的胜利也意味着德国的胜利——至少在东线战场如此。但列宁眼中的“十月革命”其实不只是局限于俄国而已，它同时也应该成为一场世界革命，列宁希望从俄国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也传递到西方列强那边。德国政府却对此不以为意，反而相信有办法让列宁这个部分的计划落空。德方的出发点仅仅是：俄国将因为内部的动乱和斗争而立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事果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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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底的时候，西线的战事持续陷入僵局，令双方都动弹不得；然而再过两年左右，西方列强将因为美国全力投入战局而享有巨大优势。但此际俄国已经退出战争而不再是对手，于是德国本身虽然已近强弩之末，却得以进行单线战争，并争取到短暂的时间在西战场重享优势。说不定在1918年仍有可能实现1914年时的计划，于西线闪电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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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战争也促成德国在内政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最初的变化发生于1914年，这是我们必须回顾的对象。当时，社会民主党不仅支持开战，不仅同意发行战时公债，不仅退出一切反战活动（那完全符合贝特曼—霍尔维格所希望和所预计的结果），甚至开始在政治上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环。我们难以充分想象1914年的剧变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已经为1918年至1933年之间的整部德国历史铺好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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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4年为止，社会民主党都在帝国受到阻挡，无法涉足真正的政治。他们是内部的敌人（所谓的“国家公敌”），从来不被承认是真正的共同参与者，即便他们已在1912年成为帝国国会的最大党。我已经设法在上一章说明，当社会民主派人士与德国官方相抗衡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部如何早在1914年以前即已出现重大转变，从一个革命党演变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准备成长融入德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在表面上，那一切直到1914年为止都还看不出来，社会民主党的战争爱国主义因而令德国中产阶级大感意外。不过到了1914年，那种转变已经有目共睹，而且帝国当局也对此作出了善意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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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打的那场仗是靠战争债券来筹集军费——公债总共发行了九次，每一次都必须由帝国国会加以核准。这意味着每当需要劝募战时公债的时候，帝国总理都必须与国会各政党的成员齐聚一堂、进行协商、争取同意。此时，总理当然也必须与他们讨论一般战时政策及战争前景，而且社会民主党如今和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成为咨询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参与其事之后，导致党内逐渐出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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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在1914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勉强地接受了党方的爱国主义战争政策。左翼的实力于随后几年内持续强化，最后因为反对战争、不愿再批准发行新的战争公债，而在1917年另起炉灶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党；如今所称的“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则一如既往是帝国国会里面遥遥领先的最大党，并且日益卷入德国的战争和德国的战争努力。“多数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成为另外一股力量，可用于抵消受到右派鼓吹、被贝特曼—霍尔维格基于“对等政策”而采纳了一半的夸张战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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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贝特曼—霍尔维格借由所谓的“城堡和平”政策，促成舆论界停止对战争目标进行讨论。然而从1916年开始，对战争目标的歧见愈演愈烈，导致帝国国会内部形成了两个党派团体。一是右派团体，所追寻的是某些十分激进的战争目标——诸如征服与并吞、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等等。另一则是中间偏左的团体，他们公开表示，上上之策就是全身而退摆脱这场战争，因此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签订一个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没有并吞与赔款”的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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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团体的成员已不再局限于社会民主党。1917年时，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共同组成了新的国会多数。他们与此际已经合并为“德意志祖国党”的右派人士（即右派自由党、保守派以及议会外的右派反对势力）针锋相对，不断在新闻界和舆论界进行所谓的“战争目标辩论”。但战争目标辩论其实只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因为德国必须先要打赢那场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右派可怕的战争目标。可是右派始终苦于缺乏那样的机会，至少直到1918年为止都是如此。37就实现帝国国会新多数派的战争目标而言（亦即以1914年时的疆界为基础来签订一个妥协和约），那必须获得敌方同意以后才有办法做到，然而这样的机会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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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针对战争目标进行的辩论极度加深了德国内部的矛盾。那场辩论进行得非常激昂亢奋，仿佛光是通过好大喜功的战争目标即可赢得胜利，或者通过谈判的意愿即可争取到“妥协的和约”一般。相关问题导致德国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不过那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产生影响。实际的情况却是，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完全无法规避战争的负担，以及越来越不留情地继续进行下去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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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和1917年之交，德国的国内形势出现了两大变化。“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38于1916年8月下台——该指挥部在1914年11月即已向帝国总理表示，再也无法用纯粹的军事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直到1916年为止，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是以类似会计部门的方式来打仗：节约使用人力储备与物力资源，以便尽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同时只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来拖延战局，借此等待有利时机出现，能够全身而退结束战争。该最高指挥部在1916年遭到撤换，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取而代之。此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属于德国的右派，目标在于争取彻底的胜利以及战胜后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而且他们随时不惜为了战胜而孤注一掷。例如无限制潜艇战就是“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杰作，而且“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也积极介入了俄国的革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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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大的国内形势变化发生于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被迫辞职。令人吃惊的是，立场偏右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与立场偏左的帝国国会多数派共同促成了他的下台。二者各自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都希望能够摆脱贝特曼—霍尔维格——最高陆军指挥部嫌他不够耀武扬威，而国会多数派认为他不够爱好和平。但双方都还没有找好总理继任者，于是先让一个过渡人选暂代了几个月，而后由年迈的巴伐利亚中央党政治人物赫特林伯爵，在1917年12月成为第一位多少得到国会认可的帝国总理。赫特林以新的国会多数派作为靠山，并指定一位国会多数派的议员出任副总理——自由党的领袖冯·派尔，一个今日已被遗忘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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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此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在整场战争中不复扮演昔日的角色。威廉二世从此只是游移不决，时而任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摆布，时而向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低头。他不再以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也不再以真正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性政治人物之身份，来为大局定下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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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宪政在1917年时处于一种诡异的混乱状态。宪法在表面上未曾遭到修改，但实际上已不复发挥功能。外交方面主要是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来掌舵，内政方面则主要是由新组成的国会多数派来治理。这两个新的权力中心虽然彼此泾渭分明、时而相互对立，但在某些事情上也携手合作。例如新上任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在1916年底得以如愿动员全国一切的力量（日后那被称作“总体战”），其做法是规定年龄在十七至六十岁之间的德国男性都必须服工作役，女性在必要时也有工作义务，全国的工业产能则完全转用于军工生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配合了那项措施，但是从内政改革的角度对之作出增补。国会表决通过了所谓的《辅助勤务法》，借此首度针对日后工会与资方谈判工资的权利，以及工会在企业内部的共同决定权作出规范。那些开创性十足的事项对当时的德国而言深具革命性，最高陆军指挥部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而接受了那些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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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底的时候，德国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在内政方面，德意志帝国是设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面，真正的掌权者已非德皇或帝国总理，反而在一方面是最高陆军指挥部，在另一方面则为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后二者虽于一定程度内携手合作，却从未真正取得和谐。就外在形势而言，西线的战局仍陷入胶着、潜艇战已告落败，而且美国已经加入敌方阵营；可是换个角度观之，俄国正准备退出敌营。这便是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局面，而德意志帝国于疲态毕露、几乎耗尽内力之际，却一度在短暂时间内看似重新有了战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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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五章 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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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是德意志国历史上的断裂点。直到1918年为止，德意志国无论在成文的宪法上还是在国民的意识当中，都还一直是当初刚被建立时的那个国家——一个由普鲁士享有巨大优势、具备半议会制宪法的联邦君主国。1918年改变了那一切，而且德意志国在1918年以后便不曾重新恢复平静。这一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极为矛盾、极为密集、极为仓促，而且它们直到今天都未能在德国人的意识中得到适当处理。因此，我想在这里设法尽可能对此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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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德意志帝国的战局从表面上看来，比起自从“施里芬计划”在1914年9月失败以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有利得多。那年一开始的大事，就是德国与当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了《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此后只要德国愿意的话，便可以脱离东边的战线而向西线战场集中全力，至少可以暂时再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上的优势。更何况德国几乎已经在东线完全实现了当初的作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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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霍尔维格曾在1914年的《9月备忘录》里面，概括列出了东线的作战目标：将俄国逼离德国的边界，并且解放俄罗斯属地内的民族。那正是《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容，而该和约是一个条件极其苛刻、由德国强迫俄国签订的战败和约。昔日隶属于俄国的广大地带——波罗的海三小国、波兰、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国家独立，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德国，并且继续遭到德国占领。俄国于是被逼离了德国的边界，同时德国让俄国付出代价以后，为自己在东欧赢得了可直接或间接加以支配的巨大帝国。除此之外，一时之间显得更加重要的事项就是，东线战场的德国部队可以悉数抽调出去，仅需在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留下少数占领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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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提前指出一个后来才产生重大意义的事实。俄罗斯内战爆发之初的混乱局面，以及协约国出兵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的干预行动，使得德意志帝国的当权者突然看见一个机会：可以超出《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范畴，让整个俄国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德军随即开始大规模越过《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到了1918年夏季的时候，德国人向前推进的最大极限已从北方的纳尔瓦，经由聂伯河延伸至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这意味着：他们几乎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挺进得一样远，他们将大面积的俄罗斯土地纳入掌握，而且他们开始考虑是能够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废墟上，也把俄罗斯本土改造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希特勒日后所追求的东方帝国，早已一度处于德国人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而且此事早就深植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希特勒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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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开始流传下来一种定见，认为俄国是可以击败的，认为俄国尽管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却还是一个衰弱的国家，可任人压制、征服和支配。这个在1914年时仍然远在天边的全新观点，从此开始在德国的政策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如前所述，那种定见要等到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德意志东方帝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东方帝国随着同一年内陆续发生的各种事件而销声匿迹，仅仅留下了一个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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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人在1918年初还料想不到大难即将临头——或者更精确的讲法是，对此仍一无所知。但不管怎么样，战局看似充满了希望，因为现在可以撤回大部分东线最精锐的德军部队，把他们调派到西线战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在1917年11月获胜不久以后，鲁登道夫——他是兴登堡之下最高陆军指挥部的真正首脑——已经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希望这么一来，就能够继1914年之后首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优势，以便于1918年初展开决定战争结果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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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再度对最后一刻的胜利寄予厚望之际，已有许多事实可用于反驳他们的看法，而且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918年初也已经晓得：德国早就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度，不但国内的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到了1918年就连军队也不例外。各个同盟国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奥地利其实从1917年以来就已经无以为继，并曾在同一年内作出一个拙劣的尝试，意图退出战争。奥地利只不过是因为德国可望在1918年获胜的前景，才决定继续留在同盟国。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也颇为类似。既然德国人现在看似可望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便无意作壁上观。不过，他们全部都随时准备抽身跳脱——如果德国人无法在1918年春天和夏天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那么就必须立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友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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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角度观之，1918年的德国西线攻势也决定了一切。当美国在1917年初刚刚加入战局时，还完全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美国必须先征召兵员、进行训练，然后将部队运往法国。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除了一些小型先遣队之外仍然无兵可派。可是到了1918年，运兵的机制已开始运转。第一批美军单位于1918年春天抵达法国，在夏季和秋季还只能相当有限度地参加作战行动。不过美军的实力日益强大，到了1919年将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如果德国无法在此之前赢得西线的军事胜利，那么整场战争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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