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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茨贝格尔在11月6日，也就是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出发前往贡比涅拜会福煦元帅，接获了停战条件。他商谈一些细节之后，便把停战条件呈递给帝国政府，接着由政府转交最高陆军指挥部。最高陆军指挥部随即作出声明（此事切不可忘），纵使再无转寰余地也必须接受那些条件，因为德方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埃尔茨贝格尔随即正式签字。于是，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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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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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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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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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电话会谈。埃伯特固然并非名正言顺的国家总理，但他一则经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职务转让，再则通过“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革命派的推举，可谓获得了双重正统性。埃伯特试图重新恢复在10月初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缔结的盟约，希望利用停战的机会将野战部队抽调回来压制革命，并以这种方式确保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新政权和新宪法的支持。格勒纳将军在第一次电话会谈中便立即对此大表赞同，后来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口头约定。二人之间的协议涉及了一场反革命行动，亦即要动用武力来镇压左派革命——左派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而说来讽刺的是，“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最高领袖正是埃伯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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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纳将军后来曾经对那次的口头约定作出描述——1925年审理所谓“背后捅一刀诉讼案”之际，42他出庭宣誓之后吐露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格勒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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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步的工作——那是我的想法和首要目标——就是要在柏林夺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为了达成此目标，我计划调遣十个师的部队开入柏林。有一名军官被派赴柏林商讨相关细节，谈判的对象也包括了普鲁士的战争部长，因为他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那时面临了一系列的困难。我只能在此指出：无论是独立的政府成员（即所谓的“人民代表”），还是另一派人士——我记得那是“士兵委员会”，但现在无法即席说出细节——都要求部队进城时不得携带实弹。我们自然马上对此表示异议，而埃伯特先生当然立刻同意部队可以携带实弹开入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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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利用此次进军所带来的机会，重新在柏林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并且为进城之后的每一天分别妥善拟订计划。那个计划里面逐日列出了应该完成的事项，诸如解除柏林市的武装、从柏林清除斯巴达克斯党人等等。43凡事都详加规划，逐日列出了每一个师的工作。这一切都经由我派往柏林的那位军官，与埃伯特先生进行过讨论。我为此对埃伯特先生由衷感谢，而且我也因为他所展现的绝对爱国心与无私奉献精神，愿意在他受到攻讦的时候，随时随地出面为他辩护。那整个行动计划完全是在与埃伯特先生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他认可之后才订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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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埃伯特—格勒纳协定”；它在11月获得确认并研拟出全部的细节，而军队就在同一时间非常快速地撤回德国境内，不过他们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12月初，当埃伯特在柏林市致词欢迎返国士兵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先道出了“背后捅一刀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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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击败你们。一直要等到敌方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日益具有压倒性以后，我们才放弃了战斗……你们可以抬头挺胸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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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特—格勒纳协定”起初一败涂地。“全国委员会大会”即将于12月16日在柏林市召开，而返回柏林的十个师部队应该先发制人，在大会开幕之前发动反政变。实际发展出来的结果却是（格勒纳也曾在1925年向法庭宣誓对此作出证词），那些士兵根本再也无法被聚集在一起。那已经不再是大战四年期间内的旧德国陆军！士兵们立即争先恐后抢着回家；其人数在部队返回柏林当天的晚上即已开始锐减，那些单位更于随后数日内几乎完全解体。等到“全国委员会大会”在12月16日顺利召开之际，开入柏林的十个师总共只剩下了八百人可供差遣。这是军方自从8月以来，在士气方面快速发生宁静革命之后的结果——它固然与国内后来发生的革命截然有别，不过二者之间当然还是产生了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前线部队再也无法被使用为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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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陆军指挥部此时已经转赴卡塞尔，并且决定不再阻止军队复员，改弦更张另外组织了“义勇军”：那是由部队中的特定分子所组成的志愿军单位，其成员未曾涉入军方的内心革命，直到最后都还狂热地继续战斗下去，对国内的发展抱持敌意，效忠德皇，忠于鲁登道夫，而且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将11月发生的事情扭转回来。埃伯特政府——尤其是新上任的“国防军部长”诺斯克——如今也开始与义勇军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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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柏林市皇家马厩附近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战斗，其间革命派的“人民海军师”击败了旧陆军的残部。新的一年则以柏林市所谓的“斯巴达克斯周”作为开端，结果刚组成的第一批义勇军单位血腥镇压了新一波的革命尝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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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之迈出了1918年。不过，我想立即补充说明的是，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发生于柏林的各种事件，后来又在1919年上半年于许多德国大城市重新上演。一场内战便这么蹑手蹑脚地展开，而“义勇军”在埃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撑腰下（埃伯特当上总统以后则换成了塞德曼—诺斯克政府），在许多德国大城市血腥压制了“工人士兵委员会”残留下来的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会多数派与旧军方的反革命派结盟之后，果真抹除了1918年的革命。最后那场革命只有一项成果保留了下来：帝制已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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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已经看见，那个令人困惑的一年内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如何对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心境造成了特别的折磨。那些德意志中产阶级的成员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失败的艺术家，一位奥地利人。他曾经志愿加入德国陆军，有过不错的表现。他曾为毒气所伤，在一座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军医院里面经历了战争的结束。而且，他就在此际决定从政，以便扭转他自己眼中在1918年时发生的各种可怕事故——大后方显然已陷入精神崩溃，显然已经到手的胜利白白遭到放弃。那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男子当时还默默无闻，不过他在随后十年之内，将逐渐跃升为德国政坛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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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第六章 魏玛与凡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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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选出的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了会议，而非在动乱不安的柏林。他们之所以前往魏玛，是因为该地相当宁静，并且在军事上易于防守——或许有一部分也是由于这座小城在文化史上的声誉，而那是新德国有意链接的对象。但魏玛国民议会所面临最重要与最困难的课题，并不是如何来制定《魏玛宪法》。真正的难题在于，应该决定同意或者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因为德国在1919年4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收到了现成的和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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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约》草案的内容在1919年5月被公开以后，德国人不啻狠狠挨了一棍，而且平民百姓的感受跟国民议会和政府完全一样：在东部、西部与北部割让的领土多得骇人听闻；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武装，必须支付巨额赔款，不再拥有殖民地。而且，整份和约处理德国的态度，不像是对待一个虽然打了败仗但仍旧属于国际共同体的战争对手，反倒像是处置一名收到了刑事判决书的被告。平民百姓、国民议会与政府当局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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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签字的话，事态又将如何发展下去呢？就此而言，不但是在当时，即便今日回顾起来也毫无疑问的是：西方盟国必将恢复敌对行动，挥军入侵德境，并且在不遭遇抵抗——最起码不遭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按照盟军那时的计划占领威悉河以西的德国。46结果德国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历经可怕的内斗与一次政府改组之后，在和约上面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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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多数成员都忧心忡忡，害怕国家将随着联军的占领而陷入分裂。他们认为，若不签字的话，联军将会在西部与既有的南德邦国，以及与普鲁士北方境内新成立的国家级政权单独签订条约，导致德意志国裂解成两个部分：西边的部分将被西方列强占领，东边和东北边的部分则是旧普鲁士与萨克森。今天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摆在眼前之后，我们禁不住想问：上述情况难道果真有那么可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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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当时就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形成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演变出来的局面：出现一个迟早必将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西德国，以及一个当时仍然完全保有普鲁士东部省份的东德国47——但其命运难以预料。因为，无论在从前或现在都很难预测，万一盟军入侵到威悉河一线之后将造成何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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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能够确定，南德各邦的政府以及德境西北部新成立的政权将会签署条约？届时柏林如果仍然有德意志国政府存在的话，联军是否也必须占领德国东边的部分？这种解决方式岂不比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要来得有利多了——一个没有俄国人的“1945年”、东部的省份不至于遭到截肢、48德国全境完全由西方列强占领？由于协约国迟早必须想办法找来另外一个德国政府，因而就连这种被占领的状态也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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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完全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正纵使德国人在1919年不曾签署和约的话，照样有机会如同签订和约之后那般，继续保存德意志国。德国固然在《凡尔赛和约》上面签了字，可是从中期和长期的眼光来看，此事甚至为德国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更佳机会，即便德国人当时对此还不明白。因为《凡尔赛和约》只是巴黎和会直接与德国有关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心平气和观之，在巴黎建立的整个和平体系绝非不利于德国的强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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