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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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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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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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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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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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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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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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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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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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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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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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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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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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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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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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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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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上位者重居上位、纪律重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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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民族旗帜之上展现正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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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狂风暴雨及凶神恶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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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拂晓时分率领忠诚群众赶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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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出之后耕耘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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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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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因素——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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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当时身为复辟运动的精神导师，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发展，于是催促布吕宁抢先希特勒一步，在希特勒的运动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完成君主政变。然而，布吕宁还拿不定主意——施莱歇尔当时称之为“拖泥带水的布吕宁”。布吕宁希望先完成自己的重大外交成就，来取消战败赔款。可是，那项工作需要花上不少时间。1931年便这么悄悄地溜走，1932年的月份也一个接一个地飞逝。一直要等到1932年7月，战败赔款才终于得以取消，但布吕宁此时已经被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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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在下台以前，却找到了一种以半议会政体形式继续施政的可能性：他从1930年底开始，发现自己突然又可以在国会掌握多数席次。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被希特勒的崛起吓得手脚发软，他们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此“容忍”布吕宁，也就是愿意帮助布吕宁在国会获得多数，但社民党本身并不共同执政。就布吕宁而言，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获准让社民党加入内阁。毕竟他是一个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人，绝对不得采用议会制的施政方式。尽管如此，布吕宁还是照单收下了社民党的“容忍”，并且笃笃定定地进行统治。他一则形同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再则直到1932年为止都能够仰赖总统的紧急命令，于是在内政方面得以不受挑战——同时布吕宁还一直希望，等到他伟大的外交成就进账之后，便能够放手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为国内政治带来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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