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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39 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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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41 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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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43 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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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45 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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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47 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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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49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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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51 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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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53 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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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55 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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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57 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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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59 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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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61 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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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63 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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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65 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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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67 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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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69 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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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71 居上位者重居上位、纪律重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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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73 他在民族旗帜之上展现正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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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75 不畏狂风暴雨及凶神恶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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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77 于拂晓时分率领忠诚群众赶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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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79 于日出之后耕耘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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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81 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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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83 这三项因素——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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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85 施莱歇尔当时身为复辟运动的精神导师,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发展,于是催促布吕宁抢先希特勒一步,在希特勒的运动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完成君主政变。然而,布吕宁还拿不定主意——施莱歇尔当时称之为“拖泥带水的布吕宁”。布吕宁希望先完成自己的重大外交成就,来取消战败赔款。可是,那项工作需要花上不少时间。1931年便这么悄悄地溜走,1932年的月份也一个接一个地飞逝。一直要等到1932年7月,战败赔款才终于得以取消,但布吕宁此时已经被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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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52487 布吕宁在下台以前,却找到了一种以半议会政体形式继续施政的可能性:他从1930年底开始,发现自己突然又可以在国会掌握多数席次。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被希特勒的崛起吓得手脚发软,他们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此“容忍”布吕宁,也就是愿意帮助布吕宁在国会获得多数,但社民党本身并不共同执政。就布吕宁而言,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获准让社民党加入内阁。毕竟他是一个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人,绝对不得采用议会制的施政方式。尽管如此,布吕宁还是照单收下了社民党的“容忍”,并且笃笃定定地进行统治。他一则形同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再则直到1932年为止都能够仰赖总统的紧急命令,于是在内政方面得以不受挑战——同时布吕宁还一直希望,等到他伟大的外交成就进账之后,便能够放手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为国内政治带来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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