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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耄耋的兴登堡仍然在世，但已不复享有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所握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他如今确实已经老迈不堪，并且在1934年初的时候，退隐到位于东普鲁士诺伊德克的自家庄园静候死亡。谁将成为他的总统继任者呢？希特勒立意已决，务必要亲自成为兴登堡的继任者，并且由他本人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于一身，借此彻底完成自己的夺权行动。但这只有在国防军不出面阻挠的情况下，才会有实现的可能。希特勒因而必须设法与国防军达成协议，说服国防军同意由他来接任总统。这种协议实际上意味着，国防军将如同先前在兴登堡时代那般，直接隶属于新就任的希特勒总统之下——毕竟按照行之有年的德意志传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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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愿意进行对希特勒至关紧要的这笔交易，但先决条件是必须逼退冲锋队、让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希特勒从此以后不得再将突击队使用为恐怖工具。这使得希特勒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有许多迹象显示，他已经让自己的战斗组织产生希望，以为可获准在兴登堡死后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二次革命”——上述那场军事革命。希特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诛除冲锋队的领导高层。他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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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历史甚至会让毫不同情冲锋队领导高层的人们也大起反感。希特勒与冲锋队的领导高层安排妥当，让冲锋队在1934年7月份开始休假，直到预期中的兴登堡去世时刻来临为止。在此之前，他希望在6月30日与冲锋队领导高层在巴特维西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全部的后续细节。冲锋队领导高层于是在6月29日抵达巴特维西，以便第二天早上迎接希特勒。希特勒却提前几个小时，在大批警力护卫下于夜间露面。其目的并非为了参加冲锋队的会议，反而是要将群聚在巴特维西的冲锋队头目悉数逮捕，然后运往慕尼黑（或柏林），未经起诉、侦讯、审问便就地枪决。希特勒事后对此作出的辩解是，冲锋队密谋发动政变。“罗姆政变”一词，直到今天依然像鬼魂一般地出没于德国历史书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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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罗姆政变”。罗姆——冲锋队的“参谋长”——相信，他自己在为日后的军事政变作出规划时，与希特勒完全意见一致。然而，罗姆却在睡梦中遭到制服，与手下大多数的头目一同遇害。74过了几天以后，内阁认可了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称之为“国家紧急防卫”。此事让人首度尝到味道，预演了1938年至1945年之间肆虐于德国的谋杀性恐怖行动和滥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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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遵守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协议。兴登堡在1934年8月2日去世以后，希特勒就在当天自立为其继任者，国防军则按照约定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承认他是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希特勒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同时也在军事舞台上夺取了权力。他除了成为政治独裁者之外，也让自己成为最高军事统帅，成为一个新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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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向冲锋队领导高层展开的谋杀行动，也在德国普遍受到一般大众和旧上流阶级认同——他们即便表现得不像废除各政党的时候那般兴高采烈，这个消息仍然让他们心满意足和如释重负。冲锋队非常不受人欢迎。它在德国上流阶层眼中是一个由暴民和无赖所组成的团体，而一般中产阶级也因为冲锋队无理取闹的粗暴行为——例如干涉商业活动——而对之深感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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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家伙现在遭到斩草除根、元首也在这方面建立了秩序、终于回复正常的状况，这些事项都受到人们欢迎。希特勒为此所采取的可怕手段则遭到容忍。同时，人们也默默容许他利用此次机会，杀害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其中包括前任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妻。如果有人打算找出一项必须由全体德意志民族共同承担责任的希特勒罪行，那么便应该在这里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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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33年3月至7月，以及1934年6月至8月的两次政治变天之后，接着出现了一段平静的时期。从1934年秋季到1938年之间是“好的”纳粹年头。在那几年内，早期的恐怖措施已经稍加收敛；各座集中营虽然继续存在，可是被释放出来者多过被关进去的人。生活看似已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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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些年头内还出现了希特勒的经济奇迹：经济获得复苏，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的四年之内，大规模失业转而成为充分就业。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借此几乎为自己争取到了全体的昔日社会民主党选民，以及大多数昔日的共产党支持者及选民，或者至少使得他们不再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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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果真可以笃笃定定地这么表示吗？德国大众在那些年头究竟于多大程度内真心拥护了希特勒，这是一个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希特勒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至于他在1933年11月、1936年初和1938年初，于历次阶段性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99%支持率，完全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已缺乏真正的选择：人们必须前往“投票”，以免引起注意。人们必须投下自己的选票，至于他们到底是打圈还是打叉，已经无关宏旨。即便如此，凡是曾亲身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都无法不注意到，希特勒在1933年底以后——最晚从1934年底开始——已经让绝大多数德国人站在他的背后。那些人不但认可和赞同他的统治，而且对结果也表示满意。其中特别有吸引力之处，对中产阶级而言就是顺利扩充军备，以及在外交上一再成功的强硬姿态；对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料到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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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在此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和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党国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今日的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每年秋季以盛大排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大会，都绝对不像一般习称的党大会——亦即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基层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方案并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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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伦堡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大会，是由党员群众以及其他各种组织所从事的列队集会。此外更有“冲锋队之日”“党卫队之日”，甚至有“国家义务劳动役之日”，1934年以后还有“国防军之日”。那些组织都称得上是国中之国，都在自己的节日被聚集在一起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游行活动，其间只有希特勒，而且一再只有希特勒发表演说。他自己则根本不听别人讲话。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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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那是因为，自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消失以后，就连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不复在这个国家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其中相当奇特的地方是，几乎全体“省党部领导人”和“全国领袖”75——亦即最高阶党干部——的姓名今日都已经完全遭人遗忘，而且他们即便在第三帝国的时代也多半不为大众所知。第三帝国毕竟并非一党国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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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精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比方说，当时如果有谁进行租约诉讼或者打离婚官司，都可以完全依据旧法典和正常的司法程序替自己争取权益——不论有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而已，其他许多部会的业务项目也不例外，事情都按照旧规矩来办理。从1934年底开始的状况更是如此，随着冲锋队恐怖行动的退潮，生活已大致恢复正常。只不过这种正常状态可能时而会遭到打断，而每当“元首”策划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时，他总是找得到合乎自己心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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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一如既往是特殊的国中之国，但此时它已经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换了一个名称。76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在那个年代重操旧业担任军医官，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作“贵族形式的移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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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那种举动并非移民国外，而且人们对“贵族”一词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它却是一种回归自我的形式。若是在今天的话，我们或许会称之为：进入一个化外之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国中之国，而且那里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蔚为主流。比方说，国防军直到1944年仍然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而是按照军方的老规矩举手接触帽沿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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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缝隙之所以能够存在，绝非出自希特勒的疏忽。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要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宪政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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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如何照样有办法统治这个被割裂成许多个特殊部门，而且并不集权的国度，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元首国家？为何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出现一个最高权威，同时最高权威能够随时随地如愿贯彻自己的旨意？这可以用两个字眼来回答：“宣传”与“恐怖”。那两样工具直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走上末路为止，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正是因为它们的缘故，才使得希特勒政权截然不同于德意志国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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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恐怖”开始讲起。希特勒政权一直都设有集中营，可在未开具逮捕令、未经复核、未加起诉的情况下，任意将人送入集中营，而被关进去的人只能期待面临可怕的命运。自从冲锋队被剥夺权力以后，各集中营的管辖权即归属于希特勒创建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党卫队。77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命令国防军来枪毙冲锋队的领导高层，而国防军非常高兴能够避开那个令人不快的任务，免得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希特勒只是让国防军提供必需的武器和运输工具，然后动用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型军事化组织，而该组织——党卫队——在此之前其实只是冲锋队辖下的特种单位。党卫队如今变成了新的冲锋队，同时却又与冲锋队不尽相同。因为党卫队从来就不像冲锋队那般，只是一个主要由一般民众所构成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国家社会主义各组织当中的贵族，而且是一个在人种方面经过特别挑选的群体——禁卫军的身高！78追溯到1800年的血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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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党卫队也具备自己的特殊功能。当初冲锋队曾经打算变成国防军，却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冲锋队就在错失目标之后跌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党卫队的做法则稍稍有所不同：党卫队希望成为国家的警察，而此事获得了希特勒批准，于是可以成真。警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内仍然归由地方政府管辖，如今它也被中央集权化，其最高单位——“国家安全总局”79——则成为国家级的机关。而党卫队很快就完全渗透了“国家安全总局”。党卫队领导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进入了警察体系，被接收过来的警官们则改用党卫队的职衔。党卫队和警察融为一体，于是成为国内无所不在的一股势力，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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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党卫队还被极度地扩大。其恐怖功能被划分出去，独立运作于冲锋队同样非常受人畏惧的警察功能之外，由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单位——所谓的“骷髅头部队”——负责执行。那些单位如今取代了冲锋队，成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为各个集中营带来了新作风，以及比较有规律、冷酷许多的制度，使得凡事不再像过去那般难以逆料和杂乱无章。不过，那绝非比较人道的制度，反而更加严厉，有各种可怕的纪律制裁措施可供使用——从平日针对琐碎违纪行为例行实施的体罚，乃至于作为纪律制裁措施而经常任意执行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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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党卫队在1934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相当小型的单位。它需要好几年的光阴，才得以转型成为1938年以后令人心生畏惧的权力工具和恐怖工具。其情况正类似国防军需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才有办法从1933年那支仍然只有十万人的小型陆军（即便人数已经偷偷增加得略多于此），变成希特勒可以拿来打仗的庞大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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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扩充军备和扩大党卫队这两项工作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进行，从1934年到1938年之间的那个阶段因而看起来还算正常。人们在最初几年内非常熟悉的真正希特勒作风，便于此际暂时退居幕后，要等到1938年以后才日益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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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前面提到过希特勒的两个统治工具：“恐怖”与“宣传”。恐怖工作是由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负责进行。就此而言，希姆莱是希特勒的右手。宣传工作的负责机关，则是1933年3月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国民启蒙暨宣传部”，由戈培尔主司其职。我们也可以将戈培尔称作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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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虽然都是希特勒的手下，戈培尔却从未像纳粹时代后期的希姆莱那般，扶摇直上享有形同独立的权力地位。他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希特勒的干部，而且一直无法对希特勒的政策发挥影响力（纵使在内政方面也不例外），不像希姆莱有时却可如此。然而，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帝国内，操控了最重要的国中之国之一。因为他在希特勒的授权下，以合法方式垄断了一整个领域，即今日所称的“媒体业”——也就是一切足以左右公众意见和公众情绪的事物。当时，那主要指的是报刊、广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戏剧、电影，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包括了书籍发行与文学创作。戈培尔技巧十足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若是从纯粹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对他表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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