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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宣传部里面，每天都由一名参事（难得是由戈培尔本人）主持一场会议，各报社则派遣一名编辑（通常都不是总主笔）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中接获所谓的“语言规范”。但这种“语言规范”并不表示官方对各报社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然而，那种做法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新闻必须遭到扣发或者以极不醒目的方式刊出，某些特定的新闻则必须大肆张扬。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当时机紧迫之际，各家报刊仍会接获指示，应当在社论中采取何种路线（但此事不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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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表示新闻界完全被“同步化”了。报纸的多样性依旧存在，即便官方已经为新闻媒体定出不得逾越的上限。此做法所收到的效果是，就连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的读者也可以用自己咽得下去的方式，来接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熏陶。这种操纵舆论的措施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之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操弄公众情绪，在未曾硬性灌输任何想法的情况下，针对百姓于官方眼中仍不“成熟”的地方来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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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希特勒在1934年至1938年之间确实做出了一些可以炫耀的表现，让宣传工作于那几年内进行得轻而易举。当时就连反对纳粹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有办法完成什么。他不但晓得自己想要什么，还能够付诸行动，并且加以实现。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会成功。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富裕、伟大和强盛，而且他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德国又重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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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三项非常重大的成就。首先是恢复充分就业，这项工作也是交由一个国中之国来处理，希特勒本人并未特别进行干预。这个成就主要必须归功于亚尔玛·沙赫特，一位昔日的民主派人士——他起先担任希特勒的中央银行总裁，然后出任经济部长。沙赫特将国内经济与外面的世界严密阻隔开来，并且以不致立即造成明显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公债，借此促成经济繁荣。从1936年到1939年中期，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经济复苏。在那几年里面，参与经济活动的双方——企业家与劳工——生活都过得很好，至少远远好过了陷入经济危机的那些年头，以及布吕宁推行通货紧缩政策的年代。这是不容低估的成就，因为经济状况足以决定一个时代的气候；而希特勒时代的中期阶段出现了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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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这个年代做出的第二项重大成就，乃顺利扩充军备。国防军对希特勒的其他政策还抱持的各种疑虑，则随之一扫而空。我们在此同样不可低估的是：对旧国防军的军官团成员而言，扩充军备意味着大展鸿图。在如今创造出来的百万大军之中，旧国防军的尉官变成了校官、校官变成了将军、将军变成了元帅。简言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而且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如此。他们每个人在职业方面再度称心如意，觉得终于可以重新发挥所长——他们正在为一个进行大规模扩充和建设的军事组织贡献心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从事反抗活动，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些其实令人发指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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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作为之一，就是国防军在1935年引进了“雅利安人条款”。82犹太裔的军官固然为数不多，可是有犹太裔外婆或犹太裔母亲的军官却相当多，因为军事贵族与犹太金融贵族彼此通婚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代特别频繁。那些婚姻的不幸子嗣们如今必须离开国防军。此一措施制造出愤怒与仇恨，然而却被容忍下来，毕竟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军队已经再度变得强大壮盛，而且如同在德皇时代那般，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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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取得的第三项重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那同时也归功于戈培尔的销售技术，让广大公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发起挑战，采取了截然不同于施特雷泽曼和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方式。后者虽然同样推动修正主义政策，甚至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作风却一直是顺应配合，以及在表面上进行和解。如今一切已成过去。希特勒把重点放在从世界手中夺取自己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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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已经首开其端。当时德国故作姿态，退出仅仅在七年前才获准加入的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用力在背后关上了大门。希特勒非常巧妙地运用群众心理，针对那项行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民投票，首度获得将近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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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在1935年公开宣布重新实行普遍征兵制，表示德国从此将在和平时期维持三十六个师的兵力——已不再是《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十万人陆军！他同时还通知全世界，德国从此已经重新拥有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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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他又做出一个特别大胆的举动，德国不但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同时也毁弃1925年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下令国防军开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这回演变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8年以前所引发的唯一一次危机。法国一度看似将对德国的举动作出回应，准备进行动员并挥军开入莱茵地区作为反制。某些国防军的将领们自始就畏惧此事，因而设法劝阻进军莱茵地区的行动。希特勒却坚决表示法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而且他的预测正确无误。“现在我们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而其他人，例如法国人，将再也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抗我们。”——这种自信感或许就是希特勒通过其效果十足的外交姿态，在国内政策和群众心理等方面所获致的最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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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938年出现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巨大成就：他在无人提出质疑、未曾进行战斗的情况下挥军开入奥地利，然后加以合并，实现了修正主义政治人物昔日梦寐以求的目标。紧接着，又在首度出现战争危机之后，于1938年秋季的《慕尼黑协定》中，让英国和法国牺牲法国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强迫捷克将所谓的“苏台德地区”，亦即该国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意志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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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我们本来连想都不敢想。那个人却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成功。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正是德国大众经历了各种重大成就之后所产生的观感，因而便不再有人特别介意希特勒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其余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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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对那些其余政策作出说明。希特勒自始便毫不留情地迫害两个族群：一是共产主义者，一是犹太人。光是基于一个理由，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就应该不受欢迎，因为共产党在1932年初是一个拥有六百万选民的群众政党。我们不禁想问道：那些选民们在1933年以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哪里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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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来自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反共产党人士，也曾经在1933年年初幸灾乐祸地期待着，至少共产党将以某种方式采取反抗希特勒的行动——各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自己则再也无法奋力进行这种动作。他们相信，既然希特勒一直威胁要摧毁共产党，共产党绝不至于未加抵抗便束手就擒。而且，他们盼望出现暴动，或许可进而借此酿成类似内战的状态（不过，他们对内战也心生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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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类似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曾发生过。自从国会大厦失火以来，凡是尚未逃亡国外或走入地下的共党领袖人物，都已经被送入集中营；共产党的办公室则被警方搜索和占领，其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被查禁，官方却无须公开宣布此事。那个行动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从此就没有了显著的共产党抵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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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一贯的共产党选民和结构松散的共产党支持者（为数或许多达好几百万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多半纷纷变节。共产党继续遭到查禁一事，自然会令各个中产阶级政党完全感到满意；在某种程度内，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自己当初跟共产党有过兄弟阋墙之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社会民主党只能够在海外延续命脉的时候，留在德国的共产党员虽然历尽可怕的牺牲，却在整个希特勒时代都还是一个干部党，维持了最起码的党机关。这种过人表现令我们不得不心生敬意。但我们也必须马上接着表示，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并未做出任何成绩。共产党一再组成小团体或小小团体，有时还完成了小规模的行动——主要是在邮局或电话亭放置传单。但那从未收到任何具体效果，充其量只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大量制造出烈士罢了。整体来说，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并未损及他在操弄群众心理上所获得的成功，并没有怎么影响到大多数百姓对其政策的全盘接受，以及对其成就所产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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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霍亨佐伦皇室的德意志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之前哈登贝格84与俾斯麦的普鲁士更绝非如此。在一般德国百姓当中顶多也只是出现“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并未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在乡间往往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犹太人在特定职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律师、医生、记者、出版商、作家），固然令某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可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深植人心，整体而言并无大碍。更何况，它从未成为主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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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德国百姓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赞成完全解放犹太人并且平等待之，其看法类似哈登贝格1811年时的用语：“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第二种方式是在“受过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之间，或者在“旧住民”与“新移民”之间作出区分；受过洗和世居于此的犹太人获得接受，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则遭到排斥。最后还有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巴不得让所有的犹太人，或者至少让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成为权利受限的次等公民。热烈支持最后一种方式的人，甚至打算将全体犹太人纳入《外国人法》的管辖范围。即便如此，在广大的德国百姓当中并没有任何路线主张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就连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例外。被希特勒不断透露出来，最后更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付诸实现的灭绝犹太人想法，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国是德国人所完全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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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这个领域内采取了化零为整的做法。犹太人起先只是被逐出特定的机关与行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以及为国捐躯者的子嗣，起初仍可在那些机关和行业内享有例外优待。然后，禁令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及到其他行业。接着，在1935年出现第一个大动作，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的政治公民权利，同时犹太人被禁止与非犹太人通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则是违法行为。那是十分过分的做法，而且我们无法表示它特别受到欢迎。可是，它却被容忍下来。人们忍气吞声的理由之一就是：传统反犹太主义的最激进要求已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完成。此外，更有许多人相信，如此一来就已经达到了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终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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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犹太人从此妾身已明。事情固然做得非常过分，以致他们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不能够（或者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从事特定的职业，不准跟非犹太裔的德国人结婚或谈恋爱。可是，相较于希特勒所完成的各种成就，诸如充分就业、重整军备、以强硬外交政策来赢得胜利、重振民族自尊等等——人们经过这么一番比较之后便可以将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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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就的态度，导致人们不断接受越来越可怕的事物，而这正称得上是德国人必须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所负起的共同罪责。但我们还是必须替德国人缓颊一下：自从民主政治生态遭到废除以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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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抗拒希特勒的犹太人法案所造成的结果。如今在德国和犹太人结婚已不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户政事务所同意承办这种婚姻登记。但人们还是可以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想办法与犹太人同居共处，85并随即在开始上演真正的迫害以后，进而藏匿犹太人或者协助他们移居国外，要不然就以其他的方式私下伸出援手。不少人确实那么做了——即便不是在数以百万计的情况下，但其人数还是成千上万。然而，纵使他们有意，也已经无法采取有效方式，来对抗希特勒政府包括反犹太主义在内的各种内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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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还是继续成为一个主要标志，可用于区分谁属于元首的忠贞信仰者（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德国百姓），以及谁属于人数虽然较少却仍相当可观的“反对派”。每当后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痛骂希特勒，把他的党责备得更凶，诅咒整个第三帝国，而且相信自己仍然坚守固有的信念——可是，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态，更何况，当然不可能有人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出面来贯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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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派”当中有许多人在后来——等到希特勒跌入地狱以后——一直喜欢自诩曾经进行过“内心流亡”，甚至进行过“抵抗”。可是我认为，我们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时候都必须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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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非常小的圈子里面才曾经在特定时刻出现过抵抗行动，而且那些小圈子同时也任职于政府机关，尤其是军方单位。因为除非是从政权内部下手，否则根本就无法有效进行真正的抵抗。其他类型的抵抗，例如一部分教会人士和共产党员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而采取的行动，则注定不可能得出具体结果。因为无论是教会人士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手中都缺乏一根杠杆可供使用于牵动那个“元首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唯独一个团体在手中握有这种杠杆，那就是国防军的将领，尤其是陆军的将领。军方确曾两度密谋起事：1938年至1939年面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以及1943年至1944年面对迫在眉睫的败仗之际。其中只有一次采取了实际行动，即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伯爵执行的暗杀行动与政变尝试。众所周知的是，那个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事未能得到整个军方领导阶层支持，只有少数人表示赞同。那个少数派当中难得有人逃过了希特勒政权的报复。他们固然非常值得敬佩，可是他们也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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