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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就的态度，导致人们不断接受越来越可怕的事物，而这正称得上是德国人必须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所负起的共同罪责。但我们还是必须替德国人缓颊一下：自从民主政治生态遭到废除以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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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抗拒希特勒的犹太人法案所造成的结果。如今在德国和犹太人结婚已不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户政事务所同意承办这种婚姻登记。但人们还是可以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想办法与犹太人同居共处，85并随即在开始上演真正的迫害以后，进而藏匿犹太人或者协助他们移居国外，要不然就以其他的方式私下伸出援手。不少人确实那么做了——即便不是在数以百万计的情况下，但其人数还是成千上万。然而，纵使他们有意，也已经无法采取有效方式，来对抗希特勒政府包括反犹太主义在内的各种内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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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还是继续成为一个主要标志，可用于区分谁属于元首的忠贞信仰者（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德国百姓），以及谁属于人数虽然较少却仍相当可观的“反对派”。每当后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痛骂希特勒，把他的党责备得更凶，诅咒整个第三帝国，而且相信自己仍然坚守固有的信念——可是，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态，更何况，当然不可能有人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出面来贯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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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派”当中有许多人在后来——等到希特勒跌入地狱以后——一直喜欢自诩曾经进行过“内心流亡”，甚至进行过“抵抗”。可是我认为，我们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时候都必须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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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非常小的圈子里面才曾经在特定时刻出现过抵抗行动，而且那些小圈子同时也任职于政府机关，尤其是军方单位。因为除非是从政权内部下手，否则根本就无法有效进行真正的抵抗。其他类型的抵抗，例如一部分教会人士和共产党员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而采取的行动，则注定不可能得出具体结果。因为无论是教会人士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手中都缺乏一根杠杆可供使用于牵动那个“元首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唯独一个团体在手中握有这种杠杆，那就是国防军的将领，尤其是陆军的将领。军方确曾两度密谋起事：1938年至1939年面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以及1943年至1944年面对迫在眉睫的败仗之际。其中只有一次采取了实际行动，即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伯爵执行的暗杀行动与政变尝试。众所周知的是，那个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事未能得到整个军方领导阶层支持，只有少数人表示赞同。那个少数派当中难得有人逃过了希特勒政权的报复。他们固然非常值得敬佩，可是他们也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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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心流亡”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免不了也有人流亡国外，可是这种做法相当不容易，因为经济危机仍然在德国境外肆虐，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愿意接纳移民并允许他们工作。纵使“内心流亡”无疑是某些人士果真一心想做的事情，它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变得不可能。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日后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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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克乃昔日中央党的政治人物，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可是在1933年以后苦无机会以任何方式积极参与政治。他因而回归老本行变成了土木工程师，展开一段完全不具政治性的职业生涯。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内心流亡”。吕布克承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下降，从身份相当崇高的政界人士转而过着默默无闻的中产阶级生活，借此在内心维护对旧信念的忠诚。但那确实是一种“流亡”的方式吗？因为即便身为土木工程师，他还是必须为国家的利益效劳。例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必须协助修筑营地来安置从国外强征过来的工人，以致后来为此而饱受攻讦。我个人认为那种攻讦并不公平，毕竟他也必须靠某种方式来过活。但无论如何，跟某些来自电影界、新闻界、广播界、戏剧界，甚或文学界的“反对派”比较起来，吕布克更有资格自称为“内心流亡者”——因为那些人按照了戈培尔的意思来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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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回头谈一下文学，因为它所受到的钳制比较少。德国文坛要人固然大多已经移民出去，但即便在第三帝国，凡是心有灵犀的人仍可明显觉察到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其作者们属于“反对派”，而且他们努力想办法远离第三帝国。没有任何年代能够像第三帝国时期那般，如此大量地撰写和出版了缺乏时代背景的田园文艺、幼时回忆，以及描绘大自然的作品。任何阅读那些作品的人都看得出来，作者不打算当纳粹，他不想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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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作者实际上还是同流合污了，而其合作方式就是向喜欢阅读此类作品的人们呈现出来：你们在第三帝国照样可以读到这样的东西。每一个在戈培尔下面做事的人，即便他还极力自视为“反对纳粹者”，都在戈培尔的乐团里面演奏了一件小乐器。在那个乐团里面，不论是田园风情也好，还是老式的道貌岸然作风也罢——亦即一切属于“正常状态”而且不直接违逆第三帝国的事物——都必须配合演出，就好比是管弦乐团也需要有人吹奏小短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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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尾部分探讨一个经常被人谈论、却从未得出明确答案的问题：第三帝国究竟是延续了德意志国的脉络呢，还是已经偏离了连贯性？一言以蔽之，答案是：延续的成分和不连贯的成分都有，但是延续的成分居多。我们将在后面读到，希特勒接受了帝国时代后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二择一选项——“世界霸权或沦亡？”——并把它推向极致。也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完全维持了德意志国的连贯性，而且那种连贯性只有在打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迫中断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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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帝国的内政实务则有所不同。在此一眼即可看出完全的不连贯性：无论是一人独裁，还是将国家恐怖主义与宣传垄断使用为统治的手段，或是禁止除了一个政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那些做法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先例。然而很奇怪的是，那一切都在1933年被心甘情愿地接受，仿佛百姓始终在等待它们发生一般。尽管那些做法没有先例可寻，可是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岂不也曾为它们做出了准备？俾斯麦虽然不是独裁者，却在“他的”帝国草创之初，几乎如同希特勒在自己的后期阶段那般，随心所欲地形塑了国家的政策。如此一来，俾斯麦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之间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对英明领袖人物的渴望”。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项遗产，则是“对各政党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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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以及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末期，上述二者都再度甚嚣尘上，而且两次都是以兴登堡作为众望所归的指标性人物。然而，兴登堡无论是在1916年至1918年，还是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都从未满足人们对他的秘密期望。希特勒却在1933年似乎立刻满足了人们的期待，而且在随后许多年内，他甚至还超出了国民的愿望。那些愿望的主要内容向来是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以及国家的强大；二者皆为最终和最高、几乎具有宗教性的目标。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你什么也不是，你的民族就是一切”这句希特勒的口号，一向就是他们的政治想法和政治愿望的秘密指导原则——在之前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已经如此，德意志国的百姓当然更是这样。就此而言，希特勒仍然处于德意志国的历史连贯性之中，即便其统治方式令之前所存在过或者被尝试过的各种做法都远远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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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帝国的社会当中固然出现了若干变化，但这方面的连贯性也还是居于优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延续之中的嬗变”。旧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大致丧失了权力，但其社会地位仍未遭到剥夺。大地主还照样是大地主，大企业家还照样是大企业家，知识界与文化界的精英也还照样是精英——只要他们没有因为移民出去而被拔除原有地位的话。出现改变的地方，则是有许多人涌入那些主流阶层，例如党卫队渗透到警察，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发户进入大企业，以及大型出版机构昔日往往为犹太人的领导层级遭到新人取代。希特勒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力争上游者的社会，虽然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情况类似先前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今日的两个德国。延续性并未对此情况造成损害。一直延续下来的事物，还包括了军方在社会上继续享有的声望与地位，即便那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暂时稍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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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具延续性之处就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亦即生物性的人种观念。反犹太主义昔日在德意志国无足挂齿，可是对希特勒本人来说，其重要性或许更甚于国家大事。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自己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因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而感同身受，所以反犹太主义仅仅是次要的事情，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逆来顺受——只要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国势强盛的话。这种情况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是如此。现在我想针对那个末日提前作出说明。因为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下一章，并未将希特勒先后迫害犹太人与谋杀犹太人的行动包括在内。毕竟大屠杀不属于战争行为的一环，即便它发生于战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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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晓得，希特勒从1938年开始不断加紧迫害犹太人。1938年时，希特勒更进行了一场实验，在官方主导下于全国各地展开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被冷冻起来的“冲锋队”因而再度发挥了作用），借此测试公众情绪以及他自己的反犹太宣传所收到的成效。测试的结果却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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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以还算精确的方式，将那次的行动不痛不痒地称作“帝国水晶之夜”。而“水晶之夜”其实只是其中所发生的最微不足道的事件。除了玻璃橱窗被打破之外，还有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被捣烂、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并送入集中营，还有不少人被打死。那其实并非什么“水晶之夜”，而是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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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百姓无意认同此事。他们以嘲讽的态度保持距离，他们在各地都不曾参与那些行动，并且还公开表达自己的反感。同时，他们尽可能想办法来贬抑那些可耻行为的重要性：那只不过是一个“帝国水晶之夜”罢了——它无疑十分恶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点滑稽的越轨举动。百姓们固然不必亲自为此负起责任，但也无意把责任推给整个纳粹党，更遑论是怪罪元首本人——“假如元首晓得此事的话！”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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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从希特勒的角度观之，测试的结果极为负面。于是，他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之后，便取消了那项行动。整个事件的过程已经显示出来，德国的公众，亦即大多数的德国百姓——效忠希特勒的百姓——不打算积极参与真正迫害犹太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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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特勒后来决定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时，从那次的经验得出了一个往往受到忽略的重要结论：不要在德国进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于是，各座毁灭营都位于波兰东部。在德国本土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是，犹太人仅仅被运走；而官方对外作出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被迁移到其他地点而已。实际的大规模屠杀，亦即使用机械化设备消灭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反而从未像希特勒帝国其他的种种伟大事迹或重大罪行那般被公开宣布，更遑论是大声张扬。超群绝伦的宣传机器，更是从未在这方面被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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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受到戈培尔操控的德国报纸上面从未刊载“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更遑论“犹太人现在已被灭绝”。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做法，反而还只是不断重复那些陈腔滥调：“犹太人是我们的灾祸，我们必须对他们提高警觉。”对当时阅读报纸和收听广播的德国公众来说，并没有大屠杀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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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刻意向德国百姓掩饰大屠杀的做法，可在某种程度内用于替德国人缓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反制行动。另一个更能够帮他们辩解的理由，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反正无能为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阶段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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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德国人是否晓得或者果真不晓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一事而言，这个问题只能针对单独个案逐一作出答复。自然有许多相关事项渗漏出去，但我并不晓得它们是否一直被人们信以为真。就连国外也久久无法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此等事情根本令人难以置信。德国犹太人更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同样不认为那种事情有发生的可能——否则在1938年以后，或许会有更多犹太人采取行动，及时脱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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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绝对不可隐瞒，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迫害犹太人以及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此事已经发生，并且是那段历史上永远的污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却无法将上述事情拿来与“元首国家”和德意志国在历史上实际出现过的其他许多事物等量齐观，认为它们也是打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东西。纵使没有希特勒，1933年以后很可能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元首国家”。纵使没有希特勒，很可能也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假如没有希特勒的话，就不会有数百万犹太人遭到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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