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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由是：这个出乎意料，由八千万人重新建构起来的德国集合体若能获得成功的话，它正可提供诱因，让人们尽可能清楚地在记忆中唤回它迄今的历史，亦即它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之间的演变史。这段历史继续维持自己当初的原样，而它所提供的教训则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来得更加迫切——那个教训就是德国可以非常迅速地向世人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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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由则是：在1990年时仍然无法对历史作出预测——而且，正好同样是无法从短期的眼光来预测。德国在1990年10月3日出现的各种纪念演说和新闻标题，都纷纷表示德国已在当天“完成”统一。其实，德国的重新统一根本尚未完成。那暂时只不过是纯粹形式上的结合，将一个富裕的政体与一个刚在1990年陷入大规模失业的贫穷政体拼凑起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旧存在，即便它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它不再是1987年那个在经济上勉强还算繁荣、在政治上多少还能够运作下去的东德。它已成为一个经济残破、政治毁坏的国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将本国这个全新的组成部分，从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所形成的废墟中拯救出来？108还是说西德将因此而延伸过度，甚至就连自己也被拖入东德的废墟？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悬而未决的程度，至少与1990年以前波恩官方用语中的“德国问题”不相上下。这说不定甚至——至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将成为一个新的“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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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1]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r Bund）或译为“北德同盟”，成立于1866年8月，原本是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军事同盟，1867年7月成为君主立宪的邦联，1871年1月纳入南德四邦以后扩充为德意志帝国。——译注（本书注释若无特殊注明皆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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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或译为“徐马尔卡尔底战争”，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新教诸侯进行的宗教战争（1546—1547）；双方最后在1555年签订《奥古斯堡和约》，确立了“地区决定信仰”的原则。“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四分五裂，“七年战争”（1756—1763）则促成普鲁士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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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尔斯泰因（Holstein）是德境最北方的两个公国，由丹麦国王兼任公爵。其中荷尔斯泰因隶属于德意志邦联，石勒苏益格则地位不确定（北部居民为丹麦人、南部居民为德国人）。二公国曾立誓“永不分离”，但丹麦两度企图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导致德意志邦联两度对丹麦作战（1848—1851，1864）。石勒苏益格在1864年以后完全划入德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石勒苏益格属于丹麦、南石勒苏益格属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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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01年时，“勃兰登堡选侯”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外的东普鲁士成为国王（“在普鲁士的国王”）。“勃兰登堡—普鲁士”在“七年战争”时期摇身一变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大帝”）从此改称“普鲁士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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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和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鲁士名将。二人曾在普军被法军击溃之后主导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使得普鲁士有能力进行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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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Stein，1757—1831）是出身莱茵地区的普鲁士改革家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名言为：“我只有一个祖国，它叫作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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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歌德曾在1808年表示：“德国原无足挂齿，每个单独的德国人却意义重大。”《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则撰写于1939年，可视为《少年维特的烦恼》之续集——“绿蒂”（夏绿蒂）为歌德年轻时爱恋的对象，但她已有婚约。书中叙述二人分手四十多年后，绿蒂在魏玛与歌德重逢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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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乃德意志爱国主义诗人和波恩大学历史学教授，具有浓厚的仇法与反犹太色彩。阿恩特的诗作《何谓德国人的祖国？》后来被谱曲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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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1年登基前后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引起普鲁士下议院不满。1862年5月，自由主义派（“进步党”）取得国会多数以后拒绝通过政府预算案，于是“军事改革冲突”进而演变成“宪政冲突”。此时已无人愿意出面组阁，威廉一世只得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对抗国会继续进行军事改革（“冲突部长”）。俾斯麦为了展现善意，在9月30日向下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铁血演说”，不料导致群情激愤、危机愈演愈烈。俾斯麦此后连续四年不向国会提出预算案（“无预算政府”），执意完成军事改革。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举国欢腾，下议院于是追认了之前四年内的各种违法支出，普鲁士宪政危机于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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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突然迫在眉睫”指的是，丹麦在1864年突然宣布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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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66年以前，汉诺威王国横隔在普鲁士东部与西部领土的中间。汉诺威王国于普奥战争时期支持奥地利，结果在奥地利战败后被并入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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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由于地理因素的缘故，德境各邦只有普鲁士拥有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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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皇威廉一世的头衔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而非“德国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德境各邦的君主无法接受“德国皇帝”这个头衔，因为它意味着臣属关系（“德意志皇帝”则是被拥戴出来的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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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奥地利帝国（1804—1867）在1867年改制为奥匈帝国（1867—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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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此处的“他们”指的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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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亦称萨多瓦（Sadowa），乃普奥战争决定性战役发生的地点。那句法国口号的原文是“为萨多瓦复仇”（Revanche pour Sad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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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从阿恩特《何谓德国人的祖国？》那首诗作看出：“何谓德国人的祖国？是普鲁士？……是奥地利？……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凡是德语响起之处……那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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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分别简称“基民党”（CDU）和“基社党”（CSU）。二者都是今日德国的保守派政党，而且“基社党”只出现于巴伐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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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容克（Junker）一词来自中古德文，原意为“少爷”（Jungherr），用于称呼年轻的贵族子弟。到了19世纪，德国自由派人士及社会民主党相继将“容克”使用为对普鲁士大土地贵族的贬称。那些贵族也把“容克”拿来称呼自己，借此强化阶级认同。“容克贵族”多半出身自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业地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都在德国政界和军方享有特权。其心态通常比较保守、反民主、反对共和，间接促成了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但1944年密谋刺杀希特勒的集团主要也来自“容克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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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个著名的法案通常简称为“反社会主义者法”（Das Sozialistenges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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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是阿尔萨斯的首府，麦茨（Metz）则是洛林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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