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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容克（Junker）一词来自中古德文，原意为“少爷”（Jungherr），用于称呼年轻的贵族子弟。到了19世纪，德国自由派人士及社会民主党相继将“容克”使用为对普鲁士大土地贵族的贬称。那些贵族也把“容克”拿来称呼自己，借此强化阶级认同。“容克贵族”多半出身自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业地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都在德国政界和军方享有特权。其心态通常比较保守、反民主、反对共和，间接促成了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但1944年密谋刺杀希特勒的集团主要也来自“容克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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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个著名的法案通常简称为“反社会主义者法”（Das Sozialistenges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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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是阿尔萨斯的首府，麦茨（Metz）则是洛林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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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格拉斯东（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为英国自由党党魁，以及与俾斯麦同时代的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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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比洛（Bernhard Fürst von Bülow，1849—1929）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在1900至1909年之间担任帝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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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888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三帝之年”。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于3月驾崩。腓特烈三世（1831—1888）因为罹患咽喉癌，登基时已经无法言语，即位九十九天后去世。最后由其子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在6月继位，成为末代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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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君士坦丁堡在1930年才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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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他在1979年发表了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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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该条约签订于1890年7月1日。桑给巴尔不是德属东非（坦噶尼喀）东面的群岛，后来在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成坦桑尼亚。赫尔戈兰（Helgoland）则是深入北海的两个岛屿，控制了德国的出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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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为魏玛共和时代“中央党”的政治人物，曾任科隆市长（1917—1933）及普鲁士参议院主席（1920—1933）。阿登纳于1945年在英军占领区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并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194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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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比洛除了先后担任帝国外交部长（1897—1900）和帝国总理（1900—1909）之外，并兼任普鲁士首相（1900—1909）和普鲁士外交部长（1897—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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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爆发地点——丹吉尔（Tangier）位于摩洛哥最北端。化解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国际会议则是于西班牙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举办，与丹吉尔隔海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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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霍尔丹（Richard B.Haldane，1856—1928）是1905年至1912年之间的英国陆军大臣，曾留学德国，在英国国内被视为亲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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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此句的意思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作战行动，完全偏离了政治上和外交上导致开战的因素。那场战争起源自东欧的纠纷，德军却向西欧出击，不但使得西欧成为主战场，更促成英国对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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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德皇威廉二世曾在1914年7月27日向奥匈帝国提议，仅仅出兵攻占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但不攻占塞尔维亚全境），迫使塞尔维亚接受奥匈帝国提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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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毛奇和他的侄子同名同姓（Helmut von Moltke），分别称作“老毛奇”和“小毛奇”。“老毛奇”是末代普鲁士参谋总长和首任德国参谋总长（1857—1888），在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的胜利中功不可没。“小毛奇”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德国参谋总长（1906—1914）。小毛奇才具不足，1914年9月马恩河会战失利之后即遭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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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双方的战损率约为1比1.7，德方的伤亡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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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1916年5月31日爆发的战役亦称“日德兰海战”。英方阵亡六千余人，德方阵亡二千五百余人，英方损失的军舰吨位则为德方的1.9倍。即便如此，战略上的胜利仍然属于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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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918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条件极为严苛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于是德国在自己也战败之前的八个多月时间内，一度实现了强迫敌方割地赔款的要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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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OHL）实际上等同于参谋本部，前后共有三任，第一任的负责人是小毛奇（至1914年9月为止），第二任的负责人是法金汉，第三任的负责人则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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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工贼”（Streikbrecher）就是“破坏罢工者”的意思。1918年8月8日清晨，联军出动三十一个师的部队和五百多辆坦克，在亚眠（Amiens）突破德军阵地，开始不断向前挺进。德军从此已在士气上打了败仗（即本章稍后出现的“宁静革命”和“内心革命”），第一线士兵既然再也看不见战胜的可能性，心中多半已处于类似“罢工”或“怠工”的状态，前来增援（“上工”）的部队因而显得像是“工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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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分裂成“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是前者的领袖，在革命爆发后出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独立社会民主党”则逐步演变成德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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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是11月成立的革命政府之正式名称。德国在“十一月革命”后出现的各种“委员会”（Rat,Räte），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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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背后捅一刀诉讼案（Dolchstoßprozess）形同否定了“背后捅一刀神话”——依据该迷思，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失利，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犹太人“在未曾打败仗的德军背后捅了一刀”的缘故。1924年国会大选时，一个名叫科斯曼（Paul Cossmann）的保守派记者就此大作文章，导致一位社民党籍报社主笔公开批评他篡改历史。科斯曼于是提出毁谤诉讼。慕尼黑法庭传讯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界要人出庭作证后，判定科斯曼所言不实，但科斯曼还是打赢了毁谤官司！（科斯曼最后却死于纳粹集中营，因为这位右派健将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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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斯巴达克斯党人（Spartakisten）脱胎自“独立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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