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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竭尽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对“民族主义幌子”嗤之以鼻，坚持普鲁士这样的大国，除非攸关自身利益，否则不可贸然为其他问题开战。他的一番言论深得人心，没过多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最高代表，而该议会仍在奥地利的领导之下。正是在这里的任职经历使这位普鲁士的顽固派转变为拥护“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俾斯麦深晓两大重要现实：奥地利已处于风烛残年，现在该轮到普鲁士积极引领现世这波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了，否则这股狂热将被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利用，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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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丰收、政府将金银储备注入国家银行、国库充盈、政治波动与外国干涉——俄国派军队进入匈牙利，英国海军则在波罗的海地区炫耀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让人们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嚣。德意志旧封建统治者虽然躲过了革命的灾难，但也元气大伤。他们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图拉拢资产阶级。不过，首要的补救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强势推进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允许私人银行家参照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联合银行，而这一改革成为德国公司持续腾飞的核心推动力。大量隐性资金进入市场；众多希望在德意志经济腾飞中大捞一笔的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现在突然发达。整个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费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8%—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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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以贪婪的眼神注视拿破仑三世从冒险家到1848年问鼎总统再到1852年荣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发迹过程，从中学到不少权谋之术。保守主义者若能用“糖面包加鞭子”的手腕换来百姓的驯服，那么就可以充当左右未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一剂普鲁士封建君主制未敢尝试的药方，不过，等到1862年国王威廉一世与自由派激进分子占据的议会就军事改革和宪法权利起冲突的时候，引入保守主义的时机便成熟了。此时国王已经打算将王位让给迎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思想倾向英国自由主义的王太子。军队将领们不停地发出一封封电报，急于召回被贬职出任普鲁士驻法大使的俾斯麦。俾斯麦收到后却佯装不知。相反，他忙着劝说夫人乔安娜不要来使馆，说这座建在里尔街俯瞰塞纳河的楼房对她来说太寒酸了，他没做好她来的准备。实情却是，他当时正与俄国驻比利时大使夫人——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arina Orloff）发展婚外恋。不过，爱情最终不敌抱负，俾斯麦还是去了波茨坦“无忧宫”，向国王陈述了自己的几点想法。他保证既不会发动政变，也不会勾结奥地利人，更不会向议会让步。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并没有彻底执行自己的许诺。他撇开议会，强行非法通过了预算，发动了对奥战争，解散了德意志邦联，甚至还伪造过一份同议会自由派达成谅解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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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威廉大街首相府度过几晚后，俾斯麦便向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打响了自己宏伟战略的第一枪。“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自由派听完目瞪口呆，不过他们也希望民族统一，如有必要，是可以在军事上一决胜负的。俾斯麦明白，现在是他推行自己的战略的绝好机会，因为随后推行的一切，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变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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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普鲁士针对丹麦的“六周战争”爆发，丹麦国王不理智地强行将归属他的两个德裔公国——位于北海、波罗的海和汉堡之间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并入丹麦，这是对普奥联盟的军事挑衅。棘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在德意志和丹麦境内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通过1848年短促战争和16年后的1864年战争，这一问题得到解决。186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Viscount Palmerston）曾不屑一顾地讥讽道，只有三人能懂得什么是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一位是已经逝世的女王丈夫，另一位是已经疯癫的德国学者，最后一位是已经忘记这件事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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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丹麦军队算不上什么，仅仅是俾斯麦更宏大的外交和军事动作的开始。尽管事实上俾斯麦保证过要维护普奥和睦，但作为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他显然并没有恪守承诺。在继续打压国内自由派的同时，他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选举形式召开“全德议会”的请愿运动。显然奥地利人不能接受这个会议，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幅员辽阔，有多个民族，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直接选举，则意味着这个仅仅由皇帝、天主教会、贵族和讲德语的官僚所维持的虚弱的帝国体系将会步入崩溃。到1866年春，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奥地利在三个月内作答。他还特别授意普鲁士银行家退出欧洲资本市场。战争接踵而至，奥地利随即与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以及全部南德意志各邦外加法兰克福自由市结成联盟。回顾历史，这场战争形式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两强对决，而双方最终在克尼格雷茨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战。当普王和他的将军们计划势如破竹般地强攻维也纳时，俾斯麦却制止了这种鲁莽。因为他料定未来需要和奥地利结盟，他并不希望毁掉一个能维系欧洲旧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来换一场意义不大的胜利。然而，他却坚持将黑森和汉诺威两个邦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使其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法兰克福和拿骚也遭受同等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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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正式名分，德意志在1866年实际上已经具备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实体。普鲁士议会最终接受了俾斯麦的越权，俾斯麦则大度地恳请自由派原谅自己僭越宪法的冒失。德意志北部被统一在北德意志邦联旗下，拥有统一的宪法，接受普鲁士国王的领导。而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亚、巴登、黑森、符腾堡则通过德意志关税联盟团结在一起，用立法议会取代单纯的外交联合。军事上的联盟让南德意志军队与普鲁士军队得以旗鼓相当、平起平坐。正如俾斯麦所料，军事上的联盟进一步促进了普鲁士军队的壮大，而这支强大的军队随即在抵抗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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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可以称得上速战速决，至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被成功击败是这样的，虽然在第二阶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局组织过殊死防御，但其仍以失败告终。战争伊始，普军元帅冯·毛奇（von Moltke）设计的杰出作战战略——动用铁路调兵，使得法军被围困在色当长达几周，最终迫使法皇率部投降。与此同时，巴伐利亚与其他诸邦军队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一线并肩作战，唤起德意志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俾斯麦这种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或二者并施才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设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不过前提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在俾斯麦和他的柏林政府的领导下，德意志诸邦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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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1848年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冲击了欧洲陈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冲击力仍然影响着德意志各邦，迫使他们一方面做出改革，而另一方面又面临新的威胁。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在一举驱除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残存的魂魄。它虽然裹着旧制度的外衣，但仍然算得上是一场革命。俾斯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遏制了德意志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萌芽。就其影响而言，俾斯麦的所作所为还改变了欧洲固有的格局。彼时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注意到这种改变，在1871年便忠告他的女王政府，要警惕他指出的“德意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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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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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在19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使大多数德国人的收入不断增长，男人女人都获得比以往寿命更长和生活更幸福的机会。同时他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后代会比他们这一代过得更好。但是，对于生活在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人而言，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曾经经历的恐怖岁月永远不再出现。尽管存在工业发展、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意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社会的不满、对社会剧变与未来的担忧，但在俾斯麦时代，人们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显然已经压倒了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常常会把俾斯麦与威廉二世治下的岁月比作“逝去的幸福年代”——他们痛心不已地追忆那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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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在凡尔赛宫经历了冷色与彩色交织的1月后，人们对这个新生的德意志报以各种各样的政治期待。自由派对各方面出现的新气象怀着最高的热情，幻想着凭借帝国议会他们可以说服俾斯麦推行自由贸易、致力国家建设。他们还希望抑制两大教会的政治影响，并最低程度地与社会民主工党合作。不幸的是，自由派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自由派左翼大多是来自原符腾堡邦和普鲁士诸省的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人士，领导着对皇权的反抗。在威廉一世国王想要通过军事改革法案的时候，他们便施加压力，要求他先扩大议会的权力。自1862年俾斯麦任职以来，他们就一直是反俾斯麦势力的坚强后盾。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眼中，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迫使俾斯麦做出的宪法让步，为他们以后将要进行的更多回合的宪法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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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泾渭分明的右翼——民族主义自由派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派别。他们狂热地投票支持普鲁士1866年吞并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黑森—拿骚侯国和法兰克福自由市。他们因普鲁士打造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区的构想而欢欣鼓舞，而这一构想已经在德意志关税联盟中得到推行。而且，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统一，德意志将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对民族主义自由派领袖及其追随者来说，1848年革命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最好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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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保守派自觉还远未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对俾斯麦竭力维系君主专制、向共和派大献殷勤、对奥地利穷兵黩武的种种行为充满忧虑，因为这些毫无疑问助长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气焰，而且俾斯麦还蓄意挑起国人渴望建立世俗化国家的斗争，只为在教会与皇室间左右逢源。对他们来说，俾斯麦对1848年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改变的回应不过是魔鬼墨菲斯托发出的微笑，因为这种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合作与浮士德和魔鬼的合作没什么分别。也正是在70年代，易北河以东的广大普鲁士容克庄园开始遭受世界市场的无情践踏，这使得普鲁士的保守派与俾斯麦政府进行的讨价还价又蒙上了一层新的、广泛的经济因素。在抵御社会民主派、自由派、世界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战斗中，若保守派和俾斯麦不能合作，那么任何一方是无法单独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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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坛，德意志中央党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政治化的一个行动委员会。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曾发出“世界已经堕落”的呼声，因为1866年天主教阵营的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邦被新教阵营的普鲁士打败后，普鲁士随即便与首相加富尔（Cavour）和国王维托利奥·伊曼纽二世（Vittorio Emmanuele）领导的意大利结盟——两国都是世俗国家里反对教皇干政的先锋。事实上，天主教势力从1848年起便颓势日显，大批神职人员，不论隶属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被或先或后地赶回教堂和大学，而失去对教育业和慈善业的掌控，逐渐沦为边缘人士。纵观德意志信奉天主教的地区，以莱茵兰、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为首，生存危机的呐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党，用以建设一个能够抵御世俗主义冲击的堡垒。中央党由是被拥护者称呼为“中央塔”，亦即防守塔。该党的组织原则以天主教信仰为核心，因此它也成为德意志各政党中唯一一个能够集合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其党员下至工人上至贵族，既有企业家又有教区主教。不过，中央党并未赢得受民族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的支持，因为以天主教之名，普鲁士东部省份的波兰人、新晋帝国直辖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都会加入中央党这一议会政党。中央党摧毁了阶级之间的藩篱，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概念。不久它就被冠以“山外之人”的称号，这并不是在称赞他们。这个称号暗指其领导曾接收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指令——亦即接受梵蒂冈天主教教廷的领导。事实上，自从1871年中央党在议会首次提议德意志帝国出兵意大利，保护教皇抵御意大利世俗国家的袭扰，俾斯麦便发现他对欧洲范围内天主教徒试图复辟的疑虑是准确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天主教徒不断受到指责，与社会民主派一道被视为帝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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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斗争”，即俾斯麦对天主教发起的攻击，并非针对天主教信仰，而是要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以及教会人士对非宗教事务的插手。这场斗争最早出现在莱茵兰，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会是反普鲁士新教统治的核心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政府却从旁火上浇油，提出正式禁止教士参与政治活动、废止教会对各类民事活动如结婚与离婚的管辖权、废除各种与国计民生不符的教会制度。俾斯麦趁机立即大做文章，试图分化并控制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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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俾斯麦还对柏林以东、扎根普鲁士乡村的陈旧保守分子不抱好感。因为信奉严苛戒律的东正教和虔诚派，他们既反对俾斯麦及其规划的“新强大帝国”，也反对他同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苟合，不停地威胁要粉碎俾斯麦对威廉一世的操控。这场“文化斗争”主要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的手段来推进，参考法国模式拆散了教会同国家的联系。这场“文化斗争”的成果维持了近十年。在这之后，俾斯麦的议会又需要用到中央党，因为他要保障议会多数席位支持自己。但是，双方互不信任。俾斯麦考虑过，他如果能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支持，那么就不用巴结中央党；不过，中央党可以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支持者闹事来逼迫俾斯麦讨好自己。此外，中央党领导人还可以把罗马教皇发布的通谕奉为最高纲领，特别是教皇1890年发布的通谕《新事物》，这其中教皇回答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无法调和的社会问题。中央党既不奉行民主，也不反感民主；它比自由派要更保守，又比右翼要更左倾一些。简明扼要地说，它是个天主教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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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政界则更显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时宜地丧命于一场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名誉而进行的决斗，将这个社会民主派阵地托付给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木匠反而使自己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者们自豪地称他为“工人们的俾斯麦”。在德法战争期间身处监狱的倍倍尔刻苦研读马克思著作，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尽力从实际出发。俾斯麦在针对倍倍尔及其党徒的遣散令里总称他们为“帝国敌人”——但实情却是，倍倍尔和他的同志在1871年帝国议会的席位屈指可数，根本不是俾斯麦所言的那样会反对国家统一。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麦搞的专制独裁，他们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关爱的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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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倍尔永远不会有过于功利之嫌：他曾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驱，也是德国工人仿效的楷模，却完全忽略它的暴力过程。不过，幸运的是，倍倍尔并没有表达要进行暴力革命之意，当老皇帝威廉一世在1878年和1879年两度遇刺，两宗刺杀案嫌疑犯不约而同地道出同情社会民主主义的供词时，倍倍尔立刻例举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服群众相信“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真理——德国工人只想推动社会进步而无意夺权。借此，他成功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俄国及其他国家所暴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区别开来。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比较具有小资产阶级色彩，并且遵从实用主义。他们会在游行时穿着黑西服，戴着礼帽，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些延续数个世纪的行会生活痕迹。工人们一心期待着成为幸福社会的一员，现在正离这个希望国度的目标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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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那部回应皇帝遇刺而在1879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该法实际上是为俾斯麦组建一个全新的支持他的多数派而颁布，社会民主党尽管独受其害，但并未被彻底镇压。该法令只允许社会民主党人留在帝国议会议政，而不得举行工人运动。12年后，社会民主党在工业中心的投票份额逐渐蹿升至超过四分之一，而自由派则丧失了原先获得的支持，在数量和影响方面呈现下滑趋势。这些或多或少证明了俾斯麦半心半意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失败，而在俾斯麦下台后，该法令便在期满后失效，并未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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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把君主专制和议会民主两大要素结合在一个不稳固的相互妥协中。当时，这被称为“德意志式宪政”。联系德国置身中欧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宪政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须设立政府，而只须设置一名承担政治责任的帝国首相，即首相和他领导的少数高级官吏。俾斯麦在宪法确立之时就明白，宪法没有明确指出谁赋予了这种责任：君上赋予的？最有可能！历史赋予的？毋庸置疑！议会和选民赋予的？最不可能！当然，国务大臣是不能缺的：一名财政大臣、一名外交大臣、一名海军大臣、一名邮政大臣、一名内政大臣、一名司法大臣。但是，一名理应接受议会质询财政预算、军费支出等繁缛事务的大臣却故意不加设置。这样军队预算就只能由普鲁士战争部决定，而其他一切事务皆由皇帝负责——而非国家负责——通过军权这一国家军事核心接受君上裁决，因为君上享有通过军事内阁（Militärkabinett）调动和部署军队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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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大臣不能兼任议会议员，这意味着他们孤掌难鸣，而只能向俾斯麦一个人倾诉想法。一切重大政务都由普鲁士邦政府处理，并由普鲁士邦内阁负责监督。普鲁士邦大臣在级别上也比一些帝国大臣要高。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帝国联邦的话语权微弱，而且一些邦也无法推行任何有效的管理措施。此外，除了军事预算受限外，普鲁士的军事专制主义色彩并未褪去，但决定军事预算的投票也不是一年一度，而是故意提前几年举行。只要俾斯麦还保持着对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影响，那么这位铁血宰相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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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议会尽管并非毫无权柄，但却无法通过投票从官僚中组建一个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寻求或组建多数派，那么政策就很难顺利施行。但是，在同议会和政党的斗争过程中，大批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及媒体开始在这场名为“德意志政体”且没有门槛的大戏中粉墨登场。这场大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民主色彩，特别是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人一选票的选举制度。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帝国制度还是有效的。它将种类复杂、矛盾尖锐的各个利益集团带进了一个连最纯粹的民主国家都不敢想象的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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