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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海军舰队和各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一朝成真，反而冥冥之中导致它成为势不可当的真理，不仅促成海外殖民扩张国策的出台，而且使得国民对此毫不反对。整个帝国的希望——提尔皮茨上将现在出任海军大臣，位居帝国高级决策层，也会贿赂记者为政府的帝国主义国策唱赞歌，聘请教授为政府的“世界政策”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来的民主主义笃信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6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痛陈，如果说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是一场年轻气盛的冲动，那么此时此地发生的这场全民性“新大国政治”运动的冲动则远胜于彼。得到帝国海军部秘密赞助的庞大宣传机器——“德意志海军协会”不停地煽动人们。就连帝国议会反对派议员们也被施以高压，不得不转而投票支持海军扩建计划，因为自从1900年英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建造一艘艘新型无畏级战列舰后，德国海军急需弥补战略上显而易见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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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一项大政方针比把德国打造成一艘战舰得到的拥护更广泛、得到的支持更热情。这种介于民主主义和煽动主义边缘领域的思潮得到各色利益群体的普遍支持。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连旧贵族容克地主们也甘愿为了海军大计而重回农业保护主义，这一切在普鲁士邦财政大臣约翰内斯·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设计的高农业关税上得到充分体现。容克地主们尽管业已接受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各种新事物，但是他们赖以发迹的庄园早已被自己败光，只能以轻蔑的眼神旁观城市里那些突然富起来的“杰出商人”——一项政府授予那些有钱人、热心公益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荣誉。那些人享受着官方所授爵位、占有可观财富并获得百姓尊重，而且现在居然可以随便选一位贵族子弟做女婿。在这种心理失衡的影响下，容克地主们自然偏爱这种重视农业的保护主义回归。他们认可这项交易，也欢迎政府出面阻止农业的持续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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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色的100元帝国马克上印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日耳曼尼亚姑娘，她戴着象征商业和工业的徽章，坐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遥望着一支冒着滚滚煤烟、全速前进的舰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富裕家庭的少男少女们会将水手服作为周末出行的最好着装，那个年代的任何一张家庭合影都少不了一位穿着海军制服的家人。海军扩充计划也扩大了各类大型军火企业的用工需求，例如埃森的克虏伯公司（Krupp），同时展现了德国现代化的工艺——主要在光学与电气制造方面。一项向香槟酒征收的特别税也被采纳，用来支援海军建设——这项特别税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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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英国，德国是一个工业后发国家。但是，在19世纪后叶的几十年里，德国工业迅速迎头赶上，并于1900年超越除美国外的所有早期竞争国家。德国大型企业可以借助国立技术大学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将科技助力打造成企业发展的基石。而且，德国公司无论大小，也不会像英国对手那样沉湎于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提供的专属市场；他们会更重视市场营销，更愿意为员工的培训投资，更善于运用规模经济的原理。基础研发和实践推广相结合是德国企业的独特优势，而其规模庞大、功能齐全的银行业的跨国经营也早已解决前期发展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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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量曾经是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的晴雨表。德国的钢铁产量从1880年的410万吨上涨到1900年的630万吨至1913年的1760万吨。英国则远远落后于德国：其钢铁产量从1880年的800万吨下跌到1900年的500万吨至1913年的770万吨。美国的钢铁产量也不容忽视：从1880年的930万吨上涨到1900年的1030万吨至1913年的3180万吨。相比而言，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产量则显得微不足道。能源消耗量也是彰显工业实力的晴雨表。德国在1880年的能源消耗量只有英国的一半，而到1913年两国的能源消耗量则相差无几。按照就业人口、投资和产值来算，在工业发展潜能总量上，德国在1913年已经超越英国，而美国是冉冉升起的世界一极。三国指数比较的结果为：美国298.1，德国137.7，英国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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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排名却与工业指数的排名大相径庭。截至1880年，德国常备步兵、水兵42.5万，而俄国有79.1万，法国有54.3万，英国有36.7万。到1910年，德国常备兵力增长至69.4万，法国人口少，兵力却达到惊人的76.9万，英国为57.1万，美国为12.7万。在海军吨位方面，英国依旧保持传统的老大地位，但是其他国家与之的差距明显缩小：1880年德国海军吨位总计8.8万吨，英国则为65万吨，法国为2.7万吨，俄国为20万吨，美国为16.9万吨。到1910年，德国海军吨位增至96.4万吨，而英国也增至217.4万吨，法国增至72.5万吨，美国增至82.4万吨，日本增至49.6万吨。言下之意，德国的钢铁产量虽然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尽管海军大臣提尔皮茨1897年便启动了雄心勃勃的长期造舰计划，海军舰船也确实得到了快速扩充，但最终也只勉强达到英国海军吨位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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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1899—1902）的泥潭中时，英国外交部急欲同英王的“德国小弟”结盟，然而德皇却迫于激愤的民意未能强行推动这一盟约。英国转而在1904年与法国缔结《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结束了自己一向奉行的外交与战略孤立政策。起初，这一协约用于解决英法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纠纷，如两国为埃及南部而发生冲突的法绍达事件，不过这项《友好协约》很快演变成遏制德国扩张的武器。英国领导人早就表现出他们在维系欧洲均势方面的无能为力和半推半就，现在却主动带领英国卷入欧洲大陆联盟体系，将他们拼命维持的大英帝国不知不觉地推入火坑。这对英国、德国来说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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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领导人还远未有什么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规划，但是英国和法国却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项总体战计划。在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收紧了对北非的控制，威廉二世却派遣一支特遣舰队远赴摩洛哥丹吉尔港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他想要提醒法国人，德国现在很强大，而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惨败后非常虚弱，因此法国人最好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殖民地作为补偿。在随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的确满意地得到了一部分法属非洲殖民地，不过代价却是协约国集团的加速形成。1907年，英俄两国就远东利益以及伊朗、阿富汗问题达成和解，暂时停止英俄两国对中亚的“大博弈”，俄国因而成为协约国的一员。英法俄“三国协约”无疑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对德国的钳制，而德国政府和百姓对这个所谓的“包围圈”气愤不已。无论从军事理论上还是从传统欧洲外交角度上评判，这个包围圈都是不明智的。不过，德国外交却强硬地回应：“凭借德国的强大国力，德国人民感觉不需要任何联盟，也没必要迁就任何一方。”正如英国史学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所说，协约国是否建立过针对德国的“包围圈”是有待商榷的。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则在其著作《俾斯麦之欧洲秩序的衰落》中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法俄两国的外交政策自19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趋同，他们都意图改变欧洲格局的现状，推翻因1871年德国诞生、哈布斯堡王朝衰落而出现的欧洲新秩序。刀锋直指同盟国集团的协约国集团形成，并最终打破了欧洲均势，欧洲格局因此难以风平浪静。另外，在同盟国内部，奥匈帝国一向孱弱不堪，而协约国内部，被国内革命弄得心力交瘁的俄国也难当大任。因此，两大对立阵营都不约而同地希望尽早开战而不是推迟战争，担心某个成员国可能会在大战爆发前便撑不住而草草地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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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场如果照历史惯例由大国主导的话，那么法国、俄国走到一起便有悖历史惯例，德国海军的过分扩充也有悖历史惯例。假如欧洲只存在英国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那么在海战方面协约国必赢而德国必输。但是，鱼雷艇和潜水艇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海战的天平。德国海军部因此专注于建造此类新型舰只，因为这些舰只让德国有以弱胜强的机会。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幻想德国会慑于力量此消彼长而愿意签署一项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但是，霍尔丹在柏林却只收获了提尔皮茨和德皇的顽固拒绝：德国人民已为此付出太多期望和金钱，导致他二人无法回头抑或承认失败。限制海军军备的设想因此泡汤，阻止战争灾难发生的唯一机会被白白浪费，这也是几十年里最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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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战略已经因海军军备竞赛的失败而进入死胡同。不过，德国尚且可以通过选择重拾俾斯麦政治智慧来挽回自信和安全。德国本可以通过同英国缔结一纸限制军备开支的条约或者单方面限制军备便在策略上瓦解协约国集团。甚至那时的德皇也会不遗余力地拉拢他的俄国沙皇表亲，他们在会晤时会互换喜爱的制服并相互祝酒——一套是“大西洋海军上将服”，另一套是“太平洋海军上将服”。不管怎么样，1914年前的欧洲并不是只有灾难这一条路可走；一切绝不是令人绝望和沮丧的。那时，德国和英国不仅通过一场在伦敦召开的外交会议合作阻止了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继续，而且就如何分割葡萄牙殖民地以偿还葡萄牙外债达成一项协议。对土耳其的争夺获得圆满解决，一套将俄国排挤出去的方案出炉，其中英国负责海上事宜，德国负责陆上事宜。德国的陆上动作主要表现为由德意志银行提供资金、德国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负责建造的战略性铁路——巴格达铁路。这是一条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波斯湾和红海相连的铁路。这条铁路未能竣工，多条路段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而剩下的残垣断壁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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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战略上可进可退、可西可东的年代，并非必须上演一出集体迈进地狱之门的悲剧。不过，面对这包围圈，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却焦躁不安，尽管他们做出了军事上的应对，但是却毫无外交逻辑，而最终带领德国踏上不归路。在那个年代的传奇人物，陆军老元帅毛奇伯爵的指挥下，德国统一战争顺利完成，在以后的德军作战计划中，法国便是首要敌人。俄国则一直是政府的盟友，即便普鲁士从未放松对东边的警惕。不过，好在在德军旧的作战方案中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被整齐地分割开来，这样反而在德军陷入被动时给德国决策层留下战略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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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1900年后战列舰的下水，德国的战略思想开始走向另一条不归路。19世纪最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法俄军事联盟现在已经坐实，这体现在两国的军事交流以及俄国向法国公司采购军火上。法国金融资本持续地向资金匮乏的俄国提供贷款，并广泛投资其工业（赚取的利率比正常利率高1个百分点）。沙皇俄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加起来的军队实力已远远超过德意志帝国。有鉴于此，德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断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德国将不得不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两大敌国——俄国与法国的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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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施里芬计划”不过是一项未留任何余地的作战方案，其中尽显纸上谈兵式的官僚们的短浅目光，因而只会失败。难道老毛奇没教导过后来人，再好的作战计划只要不会随机应变，一旦遭遇敌情便形同废纸吗？德国人在1905年制订的作战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法国军事动员迅速而俄国军事动员迟缓。因此，不管以什么原因开战，开战之初，德军必须以闪电战攻击西线之敌，并在大败法军、占领巴黎后迫使法国签订城下之盟，而此时俄军还未完成战争动员。与此同时，在东线只动用预备役对付行动迟缓的俄军，并尽可能凭借波兹南要塞、河流以及湿地沼泽等有利地形坚守奥得河一线。等到西线胜利的到来，德军可借助铁路快速机动到东线，以期以压倒性优势大败俄国军队，同时拯救被围的奥匈帝国军队。这一切设想体现为总体战理论，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容易使德军陷入绝境并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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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处欧陆战略中央的国家最近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让周边的邻居们深感不安了，因为自俾斯麦下台以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恩恩怨怨已经多得连德国人自己也数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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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第六章 战争边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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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欧洲人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都如梦游般等着堕入圣经中提过的世界末日大决战。1899年，波兰银行家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曾在他的著作《是否战争现已不可能》中预言，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将变成持久战和堑壕战。在英国，担任现代新闻业创始人诺斯克里夫（Northcliffe）勋爵旗下某报纸主编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他的《大幻觉》（1910）一书中，建议欧洲各国参考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的大英帝国邦联模式——这种联合模式能保证“贸易自由”，可以作为解决当下“国际问题”的办法。在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比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危险，并提出深谋远虑的规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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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瑙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实际上，他又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是技术官僚、预言家、倡导新古典主义理性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不愿意当犹太人的犹太裔德国公民；他还是普鲁士爱国主义者、架设全欧电网的设计师——他认为此举能使大战胎死腹中并沦为废物。他存世的作品集和书信集合成数卷，其中详细记述了他管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二事——这个他父亲留下的工业帝国经过了不懈的技术革新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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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德国的旧政体既憎恨又崇敬。他既想脱离这个政权，同时又想成为它的一分子。拉特瑙想象中的未来欧洲是一个由大小民主制工业国家组成的欧洲联合体，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通用电气公司铺设的电气网络系统。不过，这种愿景与欧洲各国盛行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背道而驰。预感到欧洲1914年即将爆发的大战，拉特瑙绝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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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看哪里，映入我眼帘的都是乌云。当我走在傍晚的柏林街道上时，我看到它们；当我见识到狂热富人们表现出傲慢无礼时，我看到它们；当我听到空洞的夸夸其谈或伪日耳曼主义的排外时，我看到它们。这是个病态的时代，军人地位至上，外交官们扬扬自得。德意志现在遭遇的一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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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拉特瑙却选择学习电气化学，因为他深知，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即将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所取代。这个让“机器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不仅将人类从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且允许现代管理办法和银行业参与优化生产与分配。在1899年，他进入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负责处理发电厂的建设和资金问题，同时促成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主导的全欧性电气网络建设。到1900年电气行业普遍遭遇产能过剩时，他趁机大力推进行业重组。比起发展工业，他更相信那些无所不包的宏伟事业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普鲁士人民的好儿郎，也成为列宁的指路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民族国家那种狭隘模式不适合这种强调理性的“国家大联合”——拉特瑙这位爱国主义者以平淡的语气道出了这个冷冰冰的真相。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德国要在金融和工业上超越欧陆各国，赢得经济霸主地位。如果德国的工业发展优势能和平并令人心悦诚服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开战则显得多余。因此，拉特瑙的工业发展理念并非狭隘地拘泥于其他人对市场垄断与利润的着迷，而是更看重资源配置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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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各国工业释放的巨大能量如不能得到组织网络与平衡体系的合理整合，那么必将毁掉彼此。1912年，当大英帝国总参谋部与法国总参谋部已经就在法国北部迎击德国未来的进攻达成一致、俄国在不断扩充自己庞大的军队时，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匆匆赶到柏林却铩羽而归，未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拉特瑙则主张各国停止军火采购、限制军费开支，并设立国际审计法院来监督这一切，同时按照人口比例缩减现有陆军人数。1913年12月，他延伸了自己规划的欧洲政治——经济框架以便赢得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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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贸易政策应协调一致，由此造成的企业损失必将获得补偿；各国关税应予以撤销，因此造成的税收损失必将获得补偿。这样做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媲美、超越美国的欧洲经济联合体。在这个体系下，各个成员国的发展不会落后、不会停滞也不会低效，各民族间的仇恨也将随之消散……假如欧洲的经济能够融合——这已经比我们预想的要快，那么政治也必将融合。这还不算是全世界和平、不算是全世界裁军，当然也不算是冲突终结。但是，这却有助于消除各国的彼此对抗、节省各国国力，也有助于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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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肺腑之言在欧洲的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因为他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尚在襁褓之中。欧洲现在一方面被广泛的经济乐观主义所驱动，另一方面又被深深的战略悲观主义所压抑。“这不算什么”，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垂死之际不断重复这句话。他被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这个塞尔维亚青年是“波斯尼亚青年党”（Mlada Bosna）成员，而这一行动是泛塞尔维亚主义秘密帮派——黑手党（the Black Hand）一手策划的，并随即受到塞尔维亚秘密服务组织的资助。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子弹无情地击中了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六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爆发。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指出，这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改变了一切：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两性关系、诗歌和音乐、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想象、人类的灵魂。引用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战壕回忆录的标题来形容这场大战，便是《向一切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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