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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付出鲜血与金钱的代价，抑或是因为鲜血与金钱的缘故，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没有放弃战争、单独议和的打算。恰恰相反，各国都在努力拓展武器的使用领域。火炮集群与机枪阵地、迫击炮、火焰喷射器、毒气和坦克等新式战法与武器都被一一设计出来以突破敌方战壕，不过都收效甚微。大战的扩大还体现在海上。德国军舰曾经代表德国世界扩张野心的急先锋，除了日德兰海战和几次英勇的海上游击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军港里。日德兰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的装备火力更强，却被德国海军打得鼻青脸肿；不过，德国海军自此一役便被封锁在了港口，很难再有作为。德国海军将重心转移到潜艇战。德国U型潜艇一直高效地袭击着往返于北大西洋至地中海的协约国运输船，直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采用护航制度才终结了这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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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海上封锁线切断了大西洋的出口，切断了德国人的补给线。但是，德国潜艇发射鱼雷时，很难借助潜望镜直接从水下识别他们的目标。1915年，一位德国潜艇舰长下令击沉了英国载有上千名平民乘客的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载有的100多名美国人丧生，这坚定了美国加入协约国集团的决心。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赌博，因为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迟早会把美国拖进战争的。但是，在1917年的春天，德国海军部忽视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迅速的政治决策，继续义无反顾地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并且向民众允诺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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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枪炮和弹药仍旧需要使用马匹来搬运，但是，骑兵部队不再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在东欧战场除外。飞机首次被己方用于引导火炮打击敌方阵地，然后发展成自己携带炸弹轰炸。因此，空中格斗随之兴起，年轻的飞行员们，例如曼弗雷德·冯·里奇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大名鼎鼎的“红色男爵”、空战中的王牌开创了一项全新的无人匹敌的空中战绩。不过，直到1918年8月，配合地面作战的空中打击也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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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在几个月内便仓促应战，德国工业已经耗尽了仅存的硝盐矿储备。要不是德国人按照“哈柏法”（Haber-Bosch process）以空气中的氮气为原料生产氨气，德国的军火生产很可能早在1915年就停工了，也不可能有随后的战争。协约国的处境也不乐观。在1915年的西线，英国的火炮打击不得不压缩到每天只能打十发，因为工厂的炮弹生产根本无法开工。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原本是德皇战略最直接的批评者，现在是德国战时工业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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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影响下，德国业已从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蜕变为毫不掩饰的军事专制国家。皇帝仅剩礼仪功能，帝国议会沦为给一个个战争贷款议案盖章的橡皮图章。这些贷款只在德国人赢了战争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偿还。在西边的协约国，加税也是家常便饭，不过，战争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同盟国也是如此，深陷债务危机。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战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战争双方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助起了很大作用。这场世界大战吞噬了一切物质财富，毁灭了日常生活，使得战备压倒一切、公共舆论窒息，造成了通货膨胀，欠下了不能偿还的债务，卖光了外币储备，扼杀了无数中小企业，导致了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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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政治已趋于停滞，外交陷于停顿，全国总动员令压倒一切。400位德国大学教授大部分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先驱与权威，激动地联名控告西方列强与俄国野蛮人站在一起，不捍卫宗教信仰，唯利是图就是它们的信仰。因此，德国处在被围攻的生死攸关之际，现在有权告知各国，德国的战争目标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欧洲利益。这种暗示的本意不是唆使各国开战，而是通过战争威慑实现德国的作战目标。这种暗示也暴露了德国人之前包藏的私心，即他们想凭借这种暗示使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永远继续下去，直到苦涩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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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作战目标包括把中欧和东欧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在西欧占据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并控制比利时和洛林的铁矿，而协约国则也企图瓜分德国的大片领土。那些组成多瑙河奥匈帝国王朝的诸少数民族在宣传中被比作潜在盟友，因此奥匈帝国必须被肢解。俄国也想彻底肢解奥匈帝国，以图垄断达达尼尔海峡，并提出占有大部分现属于德国的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利益诉求。对大多数参战国来说，这必须是一场能结束所有战争的大战。但是，达到这一最高目标的手段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不选择主动结束战争，而是选择将战争继续，直至彻底拖垮另一方阵营。他们不会按照早先战争的外交惯例主动尝试秘密议和或谈判，而是任由外交掮客和金融贩子助长战争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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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伊始，随着顾忌俄国突袭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加入进来，同盟国集团旗开得胜。如果不是德国人的帮忙——德国人实际上为土耳其人提供了大量补给——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兴许未及开战便已崩溃和陷落。德国人建议土耳其指挥官尽早地加固他们的防御薄弱点——伊斯坦布尔南部的加利波利半岛，并且同时派遣一支远征军越过埃及西奈半岛以切断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虽然此次远征失败，但是在德军工兵的驰援之下，坚守加利波利的土耳其部队在1915年一年得以抵御协约国海上登陆进攻长达十个月之久，最终迫使协约国放弃登陆并从战略据点加利波利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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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虽然在加利波利之战惨败，却在意大利和日本身上扳回一局——他们以继承德国在远东的一切特权为价码，说服日本政府向德国宣战。不过，日本参战与意大利倒戈加入协约国比起来倒是无足轻重，因为后者才打破了双方在欧洲的平衡。在双方开战时，德奥意三国同盟一向是令地中海大国——英法头疼的事，与利诱日本如出一辙，英法同样向意大利许诺以亚得里亚海诸岛和奥匈帝国南部省份为回报。最重要的是，一连串的胜利尽在掌握之中，没有任何疑问。在意大利加入对德奥作战后，奥地利人不得不进行两线防御作战，并且在德军大量支援之下才能勉强支撑。1916年6月，俄军向奥匈帝国的勃鲁西洛夫发起攻势，奥匈帝国约有40万人被俘，这直接促成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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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早春，大战双方在经历三场寒冬之后陷入对峙的僵局。俄国的二月革命使新的精英掌权，不过却犯下继续战争的致命错误。德国最高统帅部与流亡瑞士苏黎世的列宁接触，不仅承诺安全护送他和追随者们安全离开德国，还向沙皇的这位政敌支付了巨额黄金，助其颠覆终结沙皇专制的临时政府，乃至实现其共产主义计划。愚蠢的德国军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搬石砸脚，因为等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煽动德国工人起义后，也必定煽动他们起义——这是列宁的下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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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终于把俄国带出战争的旋涡，但是此刻俄国军队已崩溃，德军可以随意突入俄国境内，而不用担心过长的补给线遭到袭击。然而，列宁考虑过，无论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中想要什么，只要等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挖掉他们的墙脚，他们也会失去通过和约抢到的东西。所以，一旦合约签署，德国便在纸面意义上成为从德国边境延伸至俄国腹地的东欧、中欧的新主人；不过，让一盘散沙的一众小国接受德国的主宰，对德国而言无关痛痒。最关键的是，东线俄国的崩溃让德国最高统帅部得以抽出100万士兵到西线的弗兰德斯战场去巩固那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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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奥来说，如果美国不毅然加入协约国的话，战事可能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糟糕。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乃至德皇并不重视这一影响。他们仍然相信海军所吹嘘的——大部分美国运兵船会在抵达欧洲水域前被他们击沉。在美国军队有效部署之前，德国可以通过西线一场最终的压倒性进攻夺取最后的胜利，德国统帅部对此抱有信心。德国领导人们不是把来之不易的东线胜利转变成同西边协约国现实的、及时的和平，而是为达到自己战争目的不顾已经造成的牺牲、不管战争耗尽的财力，也不想战争鼓噪的宣传，继续着血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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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初生牛犊不怕虎，营养良好且装备精良，俄国革命也在向奥匈帝国士兵和德国城市播撒着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种子。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深知，他派遣美国士兵浴血欧洲战场的理由必须体现为：为了人类的圣战、为了世界的大同。这便促成了“十四点原则”的出炉，以民主的立场对列宁的共产主义立场构成挑战。这将把协约国的战争目标约束在欧洲大陆，并期望德国人在战后能得到合理处置。但是，对筋疲力竭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而言，“十四点原则”无异于死刑宣判，因为这两个帝国的各组成部分将会按照民族自治原则成立民族国家。不管德国人怎么考虑——或者正因为德国人的缘故，协约国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列宁的革命口号和威尔逊的世界纲领已大大地改善了战争的非正义性。这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大战已然升格为波及全世界的大战，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已然演变成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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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战争的艰辛和苦难摧残得面目全非。从来没有哪一代德国人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寒冷、饥饿与穷苦。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蔓延数年，无情地夺走了几十万老弱病残的性命。货币疯狂地贬值，尽管物价已被冻结；百姓购买力远远下降，尽管票面收入不断增长。钞票面值已缩水三分之二，公债仍滥发无度，而广大德国中间阶层已经购入大量国债，一旦德国战败，这些债券将沦为废纸。除了日常必需的口粮外，没有任何商品可以购买。饥饿迫使城里人拿出所有值钱的家当换取食物——尽管政府对此做出的惩罚很严厉。乡下的农民囤积一切能瞒过当局的收成。剥削和贫困加剧了社会动荡，尽管存在当局禁令，罢工和示威还是频繁地发生。城市与农村的阶级秩序已经崩溃。战争在不经意间无情地推动着妇女解放的进程，只因妇女们被征去顶替男人们做工。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已经沦丧。德国散尽了历朝历代任何一个君主都不敢夺走的大量财富与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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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德国各政治团体达成“城堡和平”（Burgfrieden），宣称要努力将所有德国人民一致团结在领导人的旗帜之下，并且杜绝一切怀疑和批判的杂音。与此同时，新闻审查制和议会自我审查制也加剧了这种沉闷的政治气氛。德意志各阶层希望把军事胜利作为立宪改革的替代品，把军事成就作为民族振兴的强心剂。1916年，军事当局收紧了对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控制，随后，军队将领们便与全德工人联合会达成一项协定——“爱国支援法”。现在，军队可以征召任何人去从事军火生产，无论男女。即便是大型民办企业的企业家也必须服从军事调度。作为补偿，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工人联合会获得极大的话语权。“工人委员会”也得以在各大企业中建立，不仅负责工人工作条件的咨询，还参与企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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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德皇立即宣布德国也会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度”，许诺一旦战争胜利将会推行翻天覆地的宪法改革，并且破除普鲁士现行的三级选举制，因为这一选举制至今依然遵照1849年宪法的陈规，公民的选举权必须与公民交纳个税的金额挂钩。1917年7月中旬，帝国议会破天荒地严肃讨论了前线恶化的战局，尽管议会尚在休会期，议员们还是大胆地对最高统帅部做出批评，认为是海军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鲁莽才招致美国参战的。另外，政府发行新战争债券的提案也被议会附加上条件——政府必须接受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即“不割地、不赔款”结束战争。自1909年便出任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现在遭到罢免，不过，中左多数派现在却发觉，他们已无力再从自己等级的阵营中选出一位让各方信服的首相来，因此，代表军方势力的最高统帅部的权力仍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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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国内最先垮掉，而是西线最先告急。1918年，鲁登道夫发动春季攻势，迫使协约国后撤40英里至1914年开战初的马恩河防线。但是，德军预备队严重不足，加上补给和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德军必须巩固和发挥战果。即便到了1918年初夏，大量德军师团从东线回援西线，大战双方的总体力量对比还是悄然朝着不利于德奥的方向不可逆转地改变着。1918年夏秋两季，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投入的军队比以往更多，且一度距巴黎仅40英里。但是，连连征战已使士兵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弹药耗尽而士气低落，向协约国投降的士兵因此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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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德国人尚无有效武器对付战场冒出的新式武器——坦克，坦克可以轻松突破敌方防线而自己却毫发无损。截至1918年，协约国已经拥有800多辆坦克，而德国只有区区20辆。美国人大量开赴战场更使德军武器奇缺。到9月底，大部分德军师团虽仍固守敌方腹地，不过状况已大不如前。坏消息不断从奥匈帝国前线传来，加剧了国内悲观的情绪。现在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了，因为这时德国人尚有一丝主动议和的机会，还不用被动沦为被战胜国任意宰割的战败国。现在，欧洲持久的均势与稳定更多地取决于德军能否坚守住前线，而不是协约国是否拥有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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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中左派把持的帝国议会正在组织新政府，不过，截止到现在，首相仍由一位贵族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担任，而他毫无议会斗争经验，健康状况也十分糟糕。但是，在书面上，德国仅仅用了几周的时间，便从二元君主制国家摇身一变成为英式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仍旧保留有着浓厚传统的联邦主义。但是，这一切自我变革还是太少、太迟。因为西方协约国根本没有察觉到德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截至1918年10月，留给德国人讨价还价的宝贵时间早已一天天、一周周地逝去，这时驻扎在比利时边境小城斯帕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才终于指示德国政府主动停战议和，以求保住德国的谈判地位，避免德国遭受大规模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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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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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德国终于与协约国签署了那项姗姗来迟的停战协定。早在10月，德国后院便爆发了舰队哗变，水兵们拒绝服从海军部出海同英军做无谓牺牲的命令——旗帜飘扬地战至最后一弹而光荣沉没。武装水兵们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员会，军规的戒律被废除。水兵们撕扯下制服上的领章便匆匆坐上火车奔向全国各地，向民众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并宣传革命就是对过去痛苦的最好回答。仅仅过了几天，德国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苏维埃的红旗，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激进的标语也贴满大街，人们此刻无不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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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就是人们想要的革命吗？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发那样，它算得上一场革命，至少这个民族遭受了许多痛苦最终发出呐喊，只因为他们丧失了对统治者的信心，且肉体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于绝望。它又算不上一场革命，因为没有人为创造一个新德国、一个新社会或一个人类新时代进行过精心的谋划。不过，它也算不上是对过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报复，而更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混乱国家的领航者们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动摇，民族的自尊荡然无存。战争不仅摧毁了德国人对未来的幻想，也摧毁了德国人对过去的留恋。帝国总参谋部的元帅们曾经奉劝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样战死沙场才可能带来拯救霍亨索伦王朝的机会。不管这是否属实，威廉二世还是怯懦地选择踏上舒适的火车，逃到愿意向他提供避难的中立国荷兰去了。就在抵达荷兰边境时，他所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过是要满满一杯英式早茶。那场由他推波助澜的大灾难被毫不留恋地抛在脑后。他撰写的回忆录也因内容空洞而让德国历史永远地淡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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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总参谋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几百万德军从俄国、乌克兰、意大利北部、法国和比利时有序地撤回国内。帝国政府尽管握有大权，但还是失去了对国内的控制。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很乐意正式将自己的权柄——那点有名无实的权力交给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他是帝国议会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工人联合会委员，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巴登亲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国家的命运现在已经由他掌控；艾伯特诚惶诚恐地回敬道，他已经义无反顾地为德意志牺牲掉了两个儿子，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挽救德国。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况下，谁能从乱局中脱颖而出继而执掌德国权柄，现在还未有定论。因此，一场争先恐后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的竞赛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先后发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则在议会阳台上宣布“议会民主制政府”成立。李卜克内西是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而谢德曼则是中间派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两种象征性的举动不仅昭示了德国各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的边缘。只有协约国占领的德国西部风平浪静——那里的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更欢迎协约国，因为敌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会带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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