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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是有理由的。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讲，还是从历史传统和经济结构上讲，俄国都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型国家。特别是16世纪下半叶的立沃尼亚战争以后，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不得不全力转向东方和南方。列宁认为，俄国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洲式的”。[1]而整个说来，列宁反对把“封建”这一描绘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俄国的做法，他认为用这类词汇来描写中世纪的俄国是很不合适的。[2]根据列宁的看法，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3]恩格斯也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4]因此，俄国显然可以列入东方社会的范畴，而正是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状态的这些特性，中国人很早就相信，俄国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是值得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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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久，俄国人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壮大的新的方式，开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就是革命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理论上，是马克思最早提出了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社会的命题，指出了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但实践这一理论的却是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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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的种种革命的和改良的方式大体完成对传统农业改造而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东方国家开始主动地（如俄国和日本）或被动地（如中国和印度）进入现代世界。面对外部世界蓬勃发展而本民族和国家却落后挨打的现实，这些东方国家开始努力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然而，除少数例外，东方国家都无法按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方式来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这里除了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不具有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曙光的种种有利条件（即地理环境、金矿、奴隶贸易、殖民地等）[5]，相反却普遍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排挤和剥削（它们是作为被剥夺者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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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由于自然的和地理的因素影响[6]，东方社会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那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当西方海上贸易引发的商品货币关系充分扩展并开始侵蚀欧洲封建庄园制的肌体时，当西方第三等级站起来向封建贵族提出历史性的挑战时，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未开放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7]；村社制度和宗族结构使社会分成各自独立而闭关自守的组织，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的不断再生产，保证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8]；政治领域的高度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则在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基础上造成经常的改朝换代和政权形式的动荡。所有这些东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特点，大体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9]西方文明发展与这种东方社会传统冲撞的结果尽管对东方原有的超稳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从而动摇了这种社会状态继续生存的根基，但是西方文明毕竟无法完全融入东方社会（相反也是一样），历史本身切断了大部分东方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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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先哲们把目光投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设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种种矛盾驱使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未来社会的更替形式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最成功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思维方式以外，还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逻辑的分析，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准备付诸实践的，恰恰不是在它的发源地——西方国家，而是在许多东方国家。正在这些东方国家寻求既能摆脱落后传统，又能对抗资本入侵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很自然地首先与东方国家的知识阶层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结合起来，为他们所接受，并得到宣传和实践。于是，这些东方国家便开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试图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在本国实现现代化。在这方面首先进行尝试的就是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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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俄国在1917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尽管十月革命的成功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条件如此恶劣，力量如此弱小，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一举掌握政权，这背后就隐藏着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问题在于，俄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苏联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苏联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苏联是怎样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深入地、全面地讨论清楚，才能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那个大问题——通过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历史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换句话说，泱泱执政大党突然自行解散，赫赫超级大国顷刻分崩离析，原因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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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习苏联最积极，中国走过的道路与苏联也最相似——即使处于敌对状况也无法消除它们之间许多内在的同一性，按道理，我们应该对苏联的历史有更深刻、更细致的洞察和理解。然而，恰恰相反，在需要人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却显得十分浅薄。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争相发表意见，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内在原因。但是，谈到政治的原因，人们说不清苏联集权制建立的具体过程和内部结构；谈到政党的原因，人们不知道苏共干部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谈到经济原因，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人已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在战后和1956年两次试图进行改革，却都归于失败，而到80年代中央的改革措施竟层层受到阻碍；谈到民族原因，人们对3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的特殊移民政策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谈到外部原因，人们又搞不懂为何一场阿富汗战争就把苏联拖入了国力衰竭的深渊……。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对苏联的认识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存在一种判断上的盲目。在中苏友好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历史作为榜样来学习，而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一本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苏分裂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现状作为靶子来批判，而我们对苏联的指责又完全陷入了一种主观的和凝固的概念——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真正地把苏联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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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误区和盲目性的产生，一方面是主观上的原因，即受到以往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影响，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即大量的苏联历史的真相还掩盖在被尘封的档案文献之中。所幸的是，苏联解体以后，发生了一场无论对于历史学还是对于档案学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俄国档案解密了。200余家俄国档案馆均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接纳各国学者前往查阅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苏联历史档案的俄国报纸杂志竟达150余种，各类专题的或系统的文件集和档案集更是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苏联历史无疑是大有益处的。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史料面前，应该说我们与国外同行大体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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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与一批研究苏联历史的中国学者当时主张，我们应该暂时放弃争论，也不要急于讨论那些抽象的和宏大的问题，而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因为只有在占有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搞清楚过去发生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而只有在对历史的个案和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那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到那时，才能逐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1995年开始，花费了7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了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2005年底承接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托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05JJDGJW040），并组织了一批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这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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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一共出版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有关苏联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即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该书2003年修订再版；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该书2004年修订再版；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从题目上看，三者讲的都是苏联兴亡的全过程；从内容上看，三者各有侧重，有的立足于历史过程的描述，有的专长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有的则试图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大多是中国从事苏联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他们毕生关注苏联历史，具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出版，是对中国此前阶段苏联史研究的总结，且对于中国的苏联史教学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三本书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较少利用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较少对历史过程进行实证性的考察。自然，在一本几十万字的著作中，很难详细地讲述苏联74年的历史，而阅读档案又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年长的学者，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但对于年轻一些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就不应该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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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讨论和争论的，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把苏联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一一搞清楚，没有对大部分基本史实取得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又怎能坐在一起讨论和回答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呢？有鉴于此，本课题在开始设计时，就没有把目标定为写作一部苏联通史或全史，更没有企图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盖棺论定，而是要求参与者只写自己最熟悉的、研究最深入的题目。从整个课题的结构和目的讲，我们不求全面，只求深入，不求宏篇大论，只求过程描述。试想，短短三年的时间，面对涌现出来的浩瀚新档案、新史料，如何做到全面贯通，如何写出宏篇大论？我们的方针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而未曾想“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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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们完成了这项工程，并拿出了一部学术著作呈现给读者。总结起来，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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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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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重视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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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对参与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俄国最新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当然，限于条件，这种利用可以是直接的，即来自档案馆的复印文件，也可以是间接的，即来自档案集、文献集或转引其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文件。这一点，在专题和个案研究中尤其重要。所以，在本书28个专题和个案研究中，除有关档案尚未解密的专题（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在专著基础上浓缩而成的综合性专题（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外，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直接利用的俄国档案馆，有人们常见的总统档案馆（АПРФ）、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国家档案馆（ГАРФ）、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等，也有学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АВКВСР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ЦГАЛИ СПб）等。间接引用的专题档案集则达20余种，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学术著作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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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使用档案文献并非易事。档案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近现代史而言，构成史料的形式不外三种：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考察时，这些史料都是需要的，但其中最可靠的无疑当属档案文献。当然，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档案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这就是说，只有经过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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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实。我们要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者头脑中想象的历史，也不是别人要研究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去描述的历史，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不错，历史的确都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其神圣职责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人们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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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立足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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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出自个别，抽象源于具体，这个哲学道理在历史研究中也是通行的。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把握苏联历史的全貌，那么就必须从个别入手，从具体着眼。只有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都有了深入的考察和体会，才可能把握历史的全貌，而只有把握了历史的全貌，并对基本史实有了认同，才有可能思考和讨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状况和条件而言，我们主张首先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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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所选28个专题，均是作者自报的，也是他们的研究所长和兴趣所在。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综合论述整个苏联时期的某项政策或某一个领域的状况，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等；还有的叙述一个时段的政策，如《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等；有的研究某一事件的始末，如《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等；还有的专门讨论某一制度、政策或现象，如《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等。无论在哪个层次或哪个侧面，无论题目大小，这些研究都力求把事情的始末说清楚，把问题的本质讲明白，都是要告诉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其实，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这样的故事越多，人们就越接近了解历史的全貌。“树木”见得多，离俯瞰“森林”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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