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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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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重视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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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对参与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俄国最新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当然，限于条件，这种利用可以是直接的，即来自档案馆的复印文件，也可以是间接的，即来自档案集、文献集或转引其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文件。这一点，在专题和个案研究中尤其重要。所以，在本书28个专题和个案研究中，除有关档案尚未解密的专题（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在专著基础上浓缩而成的综合性专题（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外，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直接利用的俄国档案馆，有人们常见的总统档案馆（АПРФ）、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国家档案馆（ГАРФ）、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等，也有学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АВКВСР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ЦГАЛИ СПб）等。间接引用的专题档案集则达20余种，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学术著作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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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使用档案文献并非易事。档案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近现代史而言，构成史料的形式不外三种：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考察时，这些史料都是需要的，但其中最可靠的无疑当属档案文献。当然，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档案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这就是说，只有经过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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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实。我们要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者头脑中想象的历史，也不是别人要研究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去描述的历史，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不错，历史的确都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其神圣职责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人们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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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立足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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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出自个别，抽象源于具体，这个哲学道理在历史研究中也是通行的。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把握苏联历史的全貌，那么就必须从个别入手，从具体着眼。只有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都有了深入的考察和体会，才可能把握历史的全貌，而只有把握了历史的全貌，并对基本史实有了认同，才有可能思考和讨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状况和条件而言，我们主张首先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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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所选28个专题，均是作者自报的，也是他们的研究所长和兴趣所在。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综合论述整个苏联时期的某项政策或某一个领域的状况，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等；还有的叙述一个时段的政策，如《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等；有的研究某一事件的始末，如《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等；还有的专门讨论某一制度、政策或现象，如《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等。无论在哪个层次或哪个侧面，无论题目大小，这些研究都力求把事情的始末说清楚，把问题的本质讲明白，都是要告诉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其实，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这样的故事越多，人们就越接近了解历史的全貌。“树木”见得多，离俯瞰“森林”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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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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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在所选28个专题研究中，有接近一半的题目是以往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过的。这里有《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等等，其中有些问题，即使在俄罗斯也才刚刚开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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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74年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涉及方方面面，随手拈来，就是一个好题目。所以，我们的研究切不可只停留在一些老材料、老问题面前，止步不前，而应该不断开拓出新的局面。即使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题目，在新出现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面前，也应该露出新的面目，给人新的启发。本课题中亦有不少人们常见的研究题目，如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大清洗”、苏共二十大、“新思维”以及苏联解体的过程等，在利用新材料的基础上，这些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十月革命的复杂背景，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30年代“大清洗”的规模和运行机制，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起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产生的背景和变化过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彰显，文中描述详细充实，过往烟云历历在目。不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完整的和客观的历史现象，而且引入了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问题的各个侧面，从而对这段历史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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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努力把年轻学者推上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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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在设计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应该努力把年轻一代的史学研究者推上第一线。这样考虑，首先是出于一种担忧，即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队伍目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苗头。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学习俄语的学生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在大量青年学子拥向美国史、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同时，进入苏联史研究阵地的却寥寥无几。后继人才本来就少得可怜，研究经费又十分短缺，如果我们再不利用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之机着眼于年轻人的培养和训练，那么早晚有一天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就会停顿下来。其次也是寄予一种希望。年轻学者精力旺盛，掌握语言的能力又相对较强，只要意识到位，并给以经费补贴，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挖掘、收集和阅读大量的档案文献，而这一点是许多老一代研究者望尘莫及的。这些年轻学者一旦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路，就完全有可能为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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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织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在24名作者中，年逾（或近）古稀的老一代学者5人，45岁以上的中年学者5人，其余十几位均可谓年轻学者或学生，包括参加课题研究期间的在读博士研究生9人（他们所做的研究都是其博士论文的精华或一部分），平均年龄约48岁，最小的只有25岁。这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有热情，有干劲，肯于埋头读书，用心收集和研读档案文献，只要看看文章的注释，就知道他们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当然，他们之中很多人还缺乏经验和训练，对史料分析、综合及升华的能力也比较欠缺，特别是中文的修养离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要求尚有距离。[10]不过，只要继续努力，肯下工夫，勤于学习，相信他们必会有所作为，在未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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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一句，这本书只是我们实证性专题研究的第一步。自然，仅仅靠一两部这样的研究著作，我们还不足以解答历史提出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朝着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如果重视档案文献、强调实证研究在中国的苏联史学界形成风气，如果有更多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这样的研究中来，中国学者定然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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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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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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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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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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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第22卷，1965，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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