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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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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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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革命的根源存在于俄国历史长期因素（结构）、中期因素（形势）和短期因素（事件）的结合之中，存在于客观前提和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中。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及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局势和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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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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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革命的深远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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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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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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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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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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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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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农民的解放也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走上了一条不平衡的、扭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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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也发生动摇。工业资产阶级加快成长，许多市民、农民、职员以及一部分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1870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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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发展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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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而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任何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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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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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市场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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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18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1861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1917年仍是俄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农民反对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表明，不解决土地问题，俄国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进步。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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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因素之外，19世纪末叶俄国又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加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过剩人口，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3]19世纪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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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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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5]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流派结成了联盟。它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6]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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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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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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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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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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