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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48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5]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流派结成了联盟。它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6]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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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5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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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52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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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54 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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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56 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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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58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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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60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月9目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反人民的性质，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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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62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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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64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指出：“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8]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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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66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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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68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与君主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多数代表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与此同时，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自由派与右派的矛盾也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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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70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体制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但是，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并不表明俄国没有走和平革新道路的可能性。相反，1905年革命后俄国和平发展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列宁在谈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也曾说过，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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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72 斯托雷平被刺后，俄国社会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反应。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最有文化、最城市化、更自觉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战前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主要力量。作为新的工业高涨对工人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1911年开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的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的罢工抗议浪潮的规模仅次于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之后工人的反应。罢工抗议活动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并反映了要求平等和独立等心理层面因素。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在1910年为1.4%，1913年达到13.4%；政治性罢工数量很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9]，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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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74 战前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的口号和呼吁越来越贴近工人的情绪，使每次罢工在其参与者眼中都是朝光明未来前进的一步，不管其性质和直接结果如何；其次在于它系统持续地利用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组织和方式来影响他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利用其杜马代表不受侵犯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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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76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由于1909～1913年俄国工业的新一轮高涨，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与18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涨相比较，这次工业高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11]这一特点在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得到了反映。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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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78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国资产阶级具有更明确的阶级自觉和行动意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12]1909～1910年，被称为莫斯科工商阶级“年轻一代”代表的科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很有活力的运动，试图推动俄国大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实现包括建立法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内容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这样的纲领不仅符合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的总体利益。[13]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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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80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转向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此外，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在知识阶层中也在蔓延，职业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派情绪加强，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国家杜马连续通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法律草案，多次否决政府各部的预算；而内阁频频拒绝杜马质询，国务会议经常否决杜马通过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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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82 在战前政治危机中，工人的罢工浪潮与职业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这两股潮流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勒纳事件后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推动了俄国社会各集团尤其是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反对派情绪的发展。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发展，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承认甚至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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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84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18世纪以来，在把宗法制政权人格化的俄国传统与彼得大帝引入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及其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之间开始产生矛盾，但这两种立场在较长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妥协的。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虽然政权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有所加剧，但亚历山大三世以其个人权威遏制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尼古拉二世时期，这种分歧以尖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17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会见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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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86 战前政治危机的发展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也有直接关系。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及其所辖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违反法律，对工会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温和的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1913年秋天司法部着手制定限制出版自由和议员不受侵犯权的法案，以限制杜马成员在塔夫里达宫以外进行政治宣传。尼古拉二世与马克拉科夫密商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首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消杜马立法权等内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从国外回来听说此事后结束了这个方案，但到1914年春天戈列梅金内阁时，这个方案又重新复活。在1914年6月末，即彼得堡总罢工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在彼得堡实行非常状态的法令，只需要填上具体日期和君主的签字就可生效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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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88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并将此作为摆脱杜马内部僵局的唯一出路。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立宪民主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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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90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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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92 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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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94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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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0596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及其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长84%，而同期的物价却增长了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长了4～5倍甚至更多。[16]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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