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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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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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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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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与革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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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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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集会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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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沙皇政权的保安局在2月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居民还没有发动饥饿暴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组织这样的暴动：愤怒在增长，而且看不到增长的尽头。而这类饥饿群众的自发暴动将是走向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疯狂和无情破坏道路的第一或最后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23]2月中旬，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居民中的担心、不安和不满在不断加剧。据二月事件的参与者记载：23日的“罢工很快变成了大街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24]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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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开始后，它并没有被马上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没有人想过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人们对于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已不感到陌生了，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正因如此，“几乎谁都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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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3日开始的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24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一些面包铺遭到抢劫，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城市居民的其他一些阶层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但各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区联派等，都还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但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群众运动的浪潮仍然在自发地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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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沙皇当局也把它视为通常的“骚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2月22日离开彼得格勒去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在25日获悉彼得格勒的事态后，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去简短电报，要求立即制止首都的骚动。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2月26日是星期日，警察和部队在城里一些地区向游行者开枪。巴甫洛夫近卫团第四连的士兵拒绝执行镇压游行者的命令，带着30支步枪和不超过100发子弹走上街头，往涅瓦大街进发。在遇到一队骑警阻拦后，他们开了枪。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并筑起路障。造反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到26日傍晚时，很多人都感到，秩序已经恢复了。晚上，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宣布了沙皇关于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的敕令，并将其送达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这个行动被认为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沙皇政权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是造成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希望通过解散立宪派控制的国家杜马来除掉骚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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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运动似乎已被压制下去了。26日晚上，在克伦斯基家中举行的各左翼政党聚会上，对局势的估计是保守的。卡尤罗夫回忆说，当时“可以感觉到一点：起义已被消灭了。游行是手无寸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的代表尤烈涅夫认为：“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看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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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由23日自发开始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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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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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直接指挥的约1000人的一支部队起先集中在海军部大厦等待前线部队到达，然后又到冬宫广场准备保卫冬宫。28日黎明时分，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来到了冬宫，在同将军们谈话之后，他指示哈巴罗夫的部队离开冬宫，他不想让人说罗曼诺夫家族又像1905年1月那样在冬宫广场上向群众开枪。[28]于是哈巴罗夫的部队回到了海军部大厦。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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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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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29]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30]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31]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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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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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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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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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33]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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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34]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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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月27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寥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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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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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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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沙皇的指示，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前往彼得格勒，同时还从北方战线、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调了几个团和一些“可靠的将军”去彼得格勒。运载格奥尔基营的列车在3月1日早上到达皇村，然后又退到维里扎车站并在这里停下，部队没有采取行动。从北方战线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卢加车站同地方部队的代表相遇，随后宣布自己不会承担讨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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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清晨，在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前，尼古拉二世乘专列离开了大本营前往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这一天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罗斯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后，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如托斯诺、柳班等看来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后来弄清楚，是经过托斯诺和柳班的军车上的士兵砸了车站上的小吃部，然后又上车走了。但为了安全，沙皇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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