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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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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29]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30]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31]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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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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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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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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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33]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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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34]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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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月27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寥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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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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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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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沙皇的指示,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前往彼得格勒,同时还从北方战线、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调了几个团和一些“可靠的将军”去彼得格勒。运载格奥尔基营的列车在3月1日早上到达皇村,然后又退到维里扎车站并在这里停下,部队没有采取行动。从北方战线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卢加车站同地方部队的代表相遇,随后宣布自己不会承担讨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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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清晨,在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前,尼古拉二世乘专列离开了大本营前往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这一天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罗斯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后,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如托斯诺、柳班等看来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后来弄清楚,是经过托斯诺和柳班的军车上的士兵砸了车站上的小吃部,然后又上车走了。但为了安全,沙皇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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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专列在3月1日中午停靠旧鲁萨车站,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还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3月1日晚上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沙皇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鲁兹斯基后来写道:沙皇对他提出的“关于成立责任内阁必要性的理由平静地、冷静地但又带有强烈信念地表示反对”,说难以想象一个立宪制的俄罗斯将会是什么样子。[37]沙皇不同意鲁兹斯基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公式,但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3月2日0时20分,沙皇给已经率领部队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这样一封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38]但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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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俄罗斯将会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然而,彼得格勒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下层”,但如火如荼的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的情况,对杜马反对派形成了新的压力。在杜马临时委员会中,以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为首的部分人倾向作出更大的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即废黜尼古拉二世,以一位新的君主来取代他。按照米留科夫及其支持者的考虑,这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具体的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皇位继承人、13岁的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杜马领袖们感到,这个方案比较适合快速变化的局势。十月党人古契科夫和君主主义者舒尔金被火速派往普斯科夫,以便直接与尼古拉二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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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兹斯基将军在结束同沙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与罗将柯通话。通话是从3月2日的凌晨3点30分开始的,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鲁兹斯基告诉罗将柯沙皇已作出让步时,罗将柯回答说:“很遗憾,宣言(指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已经晚了”。“皇朝的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要求沙皇逊位给儿子,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罗将柯表示,只有这样处理,危机才可能解决,“政变将是自愿的,而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痛苦的,那时一切都将在几天内结束。”[39]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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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兹斯基与罗将柯的谈话通过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了解杜马领袖的新意见后,指示大本营的卢科姆斯基将军把北方战线参谋长Ю.达尼洛夫将军叫到电话机旁,要求他立即“不顾礼节”叫醒尼古拉二世,把鲁兹斯基和罗将柯谈话的全部内容提供给他。同时,他指示将鲁兹斯基与罗将柯谈话的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舰队的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措辞是有倾向性的:“看来,局势不允许其他的解决办法”。当天,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先后回电,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在电报中说:“为了拯救祖国和皇朝,作出符合杜马主席声明的决定,看来是能够制止革命、把俄国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措施。”[40]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将军愤怒地表示反对并谴责罗将柯等杜马立宪派领袖的“背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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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收到的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尼古拉二世面无表情地读了鲁兹斯基带来的电报,然后鲁兹斯基开始说话:只有这条出路,让位给皇太子。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尼古拉二世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罗斯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将军回答说:“陛下,现在没有进行民意调查的可能性,但事态发展很快,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拖延都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鲁兹斯基要求沙皇听听在场的萨维奇和达尼洛夫将军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希望听到坦诚的意见”。两位将军支持自己的司令的意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沙皇说:“我决定了,我退位。”[41]随后拟定了给罗将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两份电报,其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与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子,在他成年以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摄政。但在电报就要发出时遭到了一些沙皇侍从的阻止,他们为沙皇的决定而震惊,要求缓一缓再发出电报,至少等到彼得格勒有新消息来,因为当时知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已经出发来普斯科夫了。尼古拉二世有些动摇,也许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决定听了杜马使者的意见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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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沙皇阐述了关于他让位于阿列克谢的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白天他决定让位于儿子,但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鲁兹斯基将军后来写道: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沙皇没有权力为儿子——法定继承人——放弃皇位。在一阵沉默之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接受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国家基础已遭破坏、对法律的理解变得虚幻的情况下,让谁成为新的君主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请求尼古拉二世在签署定于3月2日下午3点退位的文件前,批准任命李沃夫为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在沙皇签署的声明中说,“我传位于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我嘱托我的兄弟在管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并宣誓忠于那些将由他们确定的原则”。稍后,3月7日,在对军队的最后文告中,尼古拉二世要求“服从临时政府”。这个文告被临时政府禁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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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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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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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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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清晨,10~12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42]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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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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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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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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