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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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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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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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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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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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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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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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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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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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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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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3月5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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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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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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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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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让步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后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自由主义领导集团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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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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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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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其他政治力量一样，都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依据建党初期就已明确的革命理论，准备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架内的合法反对派之路。而列宁回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趋势，把党领上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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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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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革命中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地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活动、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是比较弱的，总共只有2.3万名党员，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人左右，许多地方组织尚未恢复。[44]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或是侨居国外，或是在流放地，主持中央俄罗斯局工作的是施略普尼科夫、莫洛托夫、扎罗斯基等人。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对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存在分歧，因而对于党在新条件下应取何种策略也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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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有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中央俄罗斯局，另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它们在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和仍在进行的战争问题上持不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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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俄罗斯局所持观点较左，在其3月4日的声明中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45]应该说，这个立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脱离的。中央俄罗斯局对于在革命中建立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苏维埃也认识不足，在中央俄罗斯局2月28日发表的宣言中，甚至只字未提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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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工人中影响较大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要更现实一些，它赞成苏维埃作出的关于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5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民群众利益的条件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46]彼得堡委员会的这个立场与主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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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俄罗斯局曾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遭到拒绝。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12日的中央局会上发表声明称，它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符合目前的利益，它的决议比较具体。……彼得堡委员会认为中央局的指示必须先交给彼得堡委员会讨论研究，然后再贯彻执行。……中央局应当重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因为彼得堡委员会依靠群众。中央局在宣言中讲了一系列错话……中央局的这些做法有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信”。[47]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迫使中央俄罗斯局修正自己的观点，在3月9日的会议记录中指出，中央局不认为支持临时政府是重要的，同时也没有积极与临时政府对抗的途径，而在3月10日的决议草案中已经谈到了“影响临时政府”的可能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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