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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俄罗斯局所持观点较左，在其3月4日的声明中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45]应该说，这个立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脱离的。中央俄罗斯局对于在革命中建立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苏维埃也认识不足，在中央俄罗斯局2月28日发表的宣言中，甚至只字未提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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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工人中影响较大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要更现实一些，它赞成苏维埃作出的关于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5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民群众利益的条件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46]彼得堡委员会的这个立场与主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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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俄罗斯局曾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遭到拒绝。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12日的中央局会上发表声明称，它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符合目前的利益，它的决议比较具体。……彼得堡委员会认为中央局的指示必须先交给彼得堡委员会讨论研究，然后再贯彻执行。……中央局应当重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因为彼得堡委员会依靠群众。中央局在宣言中讲了一系列错话……中央局的这些做法有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信”。[47]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迫使中央俄罗斯局修正自己的观点，在3月9日的会议记录中指出，中央局不认为支持临时政府是重要的，同时也没有积极与临时政府对抗的途径，而在3月10日的决议草案中已经谈到了“影响临时政府”的可能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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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战争问题上，彼得堡委员会3月7日宣布，在推翻沙皇制度后，自己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将坚决地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为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彼得堡委员会决定，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呼吁各交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并在前线联欢。中央局3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宣布，革命民主派的基本任务仍是把目前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压迫者—统治阶级的战争。”决议号召与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联合起来，在前线举行联欢，实现军队的民主化。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组织总体上都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但彼得堡委员会没有像中央俄罗斯局那样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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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虽然在战争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立场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护国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共同点削弱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呼吁反对战争的实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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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开始，随着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返回彼得格勒，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3月12日，加米涅夫和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图鲁汗斯克边疆区的中央委员斯大林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一起回到了彼得格勒。这时，二月风暴已经过去，临时政府得到了几乎是充分的支持：具有保守情绪的阶层都把它视为能够对抗革命无政府主义并能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唯一中心；劳动群众的很大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工人，也把实现自己利益的希望与临时政府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激进的维堡区工人通过了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决议，但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完全不能影响彼得格勒和全俄罗斯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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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中央俄罗斯局的影响力加强，而且实际上控制了《真理报》。他们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只要临时政府不直接危及群众利益就给予支持；要求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立场而改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迫其开始和谈的策略。这个新方针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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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在于对革命性质和发展前景的看法。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想到现在就有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3月18日在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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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22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这两个重要的决议，并刊登在3月26日的《真理报》上。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苏维埃应当对临时政府的一切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不仅要迫使临时政府放弃一切征服计划，而且还要它立即公开表达俄罗斯人民的意志，同所有交战国媾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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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到29日，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有条件的护国”和给予临时政府“有条件支持”的立场。正因如此，当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柯夫在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发言说应该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政权”时，他显然是孤立的，甚至被会议主席剥夺了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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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布尔什维克党内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正如《真理报》复刊后第一期上的文章所说，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行民主共和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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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苏黎世的列宁很清楚，在当时所有国内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中，加米涅夫在确定党的政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在3月30日写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他在同一封信中表示：“我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声明，而且是在报刊上声明：我甚至不惜立即同我们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决裂，也不向克伦斯基一伙的社会爱国主义或者齐赫泽一伙的社会和平主义与考茨基主义让步。”[52]也许是意识到了列宁的坚决态度，而且列宁已在回国途中，在党的工作者会议起草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决议时，最终的表述改为“密切地监督临时政府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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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19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多数人遵循的是党在1905年革命中形成的策略路线。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1905年4月，举行了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俄国，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最终目的，都首先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这个民主革命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胜利的人民起义将产生一个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在保持独立性的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否参加政府，都必须经常对政府施加压力。[53]当时，列宁认为，这个决议明确以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从而“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因为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广大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列宁指出，“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迈出第一步”。[54]与孟什维克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负有起领导作用的使命，社会民主党将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不调和的敌对态度以便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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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之后，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党自1905年革命以来对俄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道路的估计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临时政府是现有条件下可能有的最先进的政府，而党的当前任务是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因此不能立即采取激烈反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在三月会议上，虽然所有代表都认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实质上反对革命的政府，而且都承认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这个政府的冲突，工兵代表苏维埃应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掌握全部政权，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改变政权性质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情，“现在强行加速与资产阶级各阶层分离的过程，对我们是不利的。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巩固革命的成果，作好与临时政府斗争的准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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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与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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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也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就形成了关于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应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应该领导革命并组织政府，而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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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二月事件中，孟什维克对于政权问题的态度与其革命理论直接相关。在革命过程中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基础是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还得到了俄国军队、金融界和工商业界的支持，并且与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它在旧政权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开始行使政府职能。这种情况是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所乐于见到的，他们认为杜马委员会采取的行动有助于平衡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是一个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在政治上它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因此，苏维埃可以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行使自治权，向政府施加压力、进行监督、引导它走正确道路，但苏维埃不能成为政权机关。而杜马委员会则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雏形，如果它能够公开地与专制政府的残余力量斗争，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它就会与苏维埃形成一种同盟关系，从而更快地实现俄国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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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很顺利地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因为杜马临时委员会也希望借助于在苏维埃中居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来平息街头的暴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工人代表苏维埃承认将要公布的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宣言，并且呼吁群众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秩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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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领导人对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感兴趣，但他们愿意给予政府有条件的支持。孟什维克认为，俄国的革命已经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推翻了沙皇，并且取得了成功，但还需要继续扫清旧制度的残余，以引进西方式的“先进的”制度。这个再造俄国的任务应该由临时政府来承担。孟什维克在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中说：“它（临时政府）的任务简单明了：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迅速而果断地摧毁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干扰建立新制度的一切事物，进而同样迅速而果断地创造新秩序赖以存在的一切。”[58]但是，“一旦临时政府抛弃革命的道路而选择妥协的道路，那么……将毫不畏惧地示威游行反对政府，并且像废除旧制度一样把它推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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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后政权问题的解决等重大问题上走到了一起，而革命已成为事实又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党的组织结构和俄国革命的条件的争论降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尽管两党在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上还存在差异，但出于巩固革命的愿望，这两个党自下而上地趋向于重新统一。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愿望在一些地方组织中特别强烈，他们开始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争取联合。在派遣代表出席3月下旬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70多个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已有30余个实现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在与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同时召开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提出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60]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还决定同孟什维克举行联席会议，并成立一个由加米涅夫、斯大林、泰奥多罗维奇、诺根等组成的谈判委员会与孟什维克国际派领导人就联合问题进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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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似乎预示着俄国将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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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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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彼得格勒会发生革命。2月初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说“我们像往常一样，过得很平静”。当关于俄国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是不太相信的。3月2日（15日）他在给克拉兰·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今天我们在苏黎世都很激动：3月15日《苏黎世邮报》和《新苏黎世报》登载的电讯说，在俄国，经过3天的斗争，彼得格勒的革命于3月14日胜利了，说12名杜马代表掌握了政权，大臣们全都被捕了。如果这不是德国人胡说八道，那就是真的。目前俄国已处在革命前夜，这一点毫无疑问。”[61]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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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16日），他写信给在挪威的柯仑泰：“刚才我们收到了第二批关于彼得格勒3月1日（14日）革命的政府电报。工人们血战了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既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且看人民自由党怎样给人民以自由、面包、和平……等着瞧吧！……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允许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如果我们的人要去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63]在这封信中，列宁已经明确了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这将是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推行的路线。这时候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进行争论，但列宁已经把原则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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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列宁开始急迫地寻求回国方案。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对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立场感到担忧。他曾请先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告诉彼得格勒的同志，“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64]他还以《远方来信》的形式为《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但列宁的观点显然是那些从流放地回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列宁回国前，《真理报》只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而且把其中尖锐批评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内容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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