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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列宁开始急迫地寻求回国方案。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对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立场感到担忧。他曾请先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告诉彼得格勒的同志，“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64]他还以《远方来信》的形式为《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但列宁的观点显然是那些从流放地回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列宁回国前，《真理报》只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而且把其中尖锐批评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内容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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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社会党人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和其他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于3月27日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俄国的敌国德国，再经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批评前去迎接他的加米涅夫：“《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们。”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者会议和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著名。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以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说二月革命后国内布尔什维克的主流观点是符合迄今为止是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和策略的，那么列宁的新思想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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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发展，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旧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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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回国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列宁演说时在场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产生了雷击般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目瞪口呆，可以肯定，没有谁曾料到会有这样的讲话。”A.波格丹诺夫向列宁大声叫道：“这是热昏的胡话，是精神病人热昏的胡话。”斯科别列夫把列宁称为“一个置身于运动之外、完全不可救药的人”。[66]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同样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德拉勃金回忆说：“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掠，因为没有人曾经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人们倒曾希望列宁的归来会说服中央俄罗斯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持不调和立场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有的党员把列宁的提纲称为“乌托邦式的”，认为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生活”。布哈林后来也曾说过，当时党的一部分组织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被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67]在列宁发表演说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只有柯仑泰，但她的发言“引起的只是讽刺、嘲笑和喧闹”。有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因此产生不满而转入了孟什维克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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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中央俄罗斯局举行会议讨论列宁的提纲。加米涅夫发言说，列宁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因为他把目前的形势估计得和1871年一样，然而我们这里还没有1789年和1848年完成的东西……政权不在苏维埃手里。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斯大林也认为，列宁的提纲只是略图，其中没有事实，因此不能令人满意。[68]4月7日，列宁的提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但加米涅夫第二天就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提纲，因为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并试图把这场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还表示，在中央委员会作出新的决议之前，仍将继续执行和捍卫党的三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问题的决议。在彼得堡委员会4月8目的会议上，列宁的提纲被交付表决，结果以13票反对、2票赞成、l票弃权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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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最后大家同意，把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4月8日开始在党组织中就列宁的提纲进行辩论。列宁的提纲首先得到了普通工人党员的支持，他们比较容易地接受了关于实现革命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委这一层反对列宁的提纲，但多数区级组织和所有基层组织都拥护。4月中旬开始，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方党组织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四月提纲》的决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层导中，仍然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在4月下旬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列宁关于战争和政权问题的决议案以多数票通过时，有一些人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在革命转变问题上，列宁遇到了更为激烈的反对。李可夫的发言表达了反对者的看法，“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根据现有条件，根据居民的生活水平，开始社会主义变革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和客观条件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来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也重申：“我认为列宁同志是不对的，他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我认为它还没有结束……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了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还为时过早。”[69]在表决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案时，118票中有47票反对或弃权，而且这还是在列宁反复做了工作之后。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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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没有列宁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这一提纲而作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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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俄国社会进行分析，显然只能得出在当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的结论。列宁在十月革命6年后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同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0]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改变通常的历史顺序的机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先夺取政权，然后解决发展问题。在1917年的革命浪潮中，列宁充满了斗争精神，他不愿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充当“安全的反对派”，而宁愿“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但历史也已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的社会革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着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的任务。[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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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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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列宁《四月提纲》的思想后，开始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临时政府在面对和处理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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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1917年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了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运动，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运动。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72]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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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七月事件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在七月事件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和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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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的酝酿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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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生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普遍的宣传鼓动和党内激进分子的组织发动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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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七月事件的原因分析在当时就是有分歧的。有些观察家确信，起义与联合政府瓦解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报纸特别关注临时政府中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因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部长的分歧而辞职的问题。[73]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论报》记者认为，联合政府的瓦解给部分部队的士兵和一些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一个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绝好机会。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如认为首都的骚动是由卫戍部队反对军事指挥机关对前线拒绝进攻的部队采取严厉措施而引起的。[74]综合后来的研究，七月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在得到俄军在西南战线的进攻遭到失败的消息后，准备把部分彼得格勒的部队调往前线，引起士兵的骚动；而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退出政府一事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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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的大背景是6月以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拖延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在6月底和7月初的时候，整个彼得格勒“到处都在谈论某种事件即将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哪里和怎样发动，但能感受到整个城市都处于大爆炸的前夜。”[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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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早晨，第一机枪团士兵要求本团的各连委员会和团委员会会议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气氛非常激烈，前线的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每连派二人参加，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彼得格勒各工厂、各部队和克朗施塔得去进行宣传鼓动，请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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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机枪团士兵的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7月3日早上7时，很多工厂的工人排着队走上街头。9时，有7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示威游行的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任命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部长。涌向塔夫利达宫的人群具有“散漫的”的样子，示威游行像是破坏性行为，而不像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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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以外，示威群众的另一个聚集地是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起事的士兵和工人是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者而来到这里的。托洛茨基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来，是为了得到指示、领导和鼓励；到塔夫利达宫去，则是为了提出要求甚至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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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对临时政府、不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政策的运动是自发地开始的，但舆论普遍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责任者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全俄中执委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出结论：首都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手持武器上街是受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的社论作者更直接地提出了问题：“这是什么？是实现6月10日没有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欲望？是武装发动反对临时政府和按多数原则组织的民主制度？”官方机关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将其称为起义或暴动，并试图寻找武装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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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早在6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试图借助于强力手段和街头斗争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向全俄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施加压力来解决政权问题。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市苏维埃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曾要求发动群众性示威游行，以此为手段破坏政府的军事努力、保持越来越不耐烦的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最终迫使苏维埃多数派组织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建议在6月10日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战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中央同意。只是由于苏维埃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这样的示威游行，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抗，才最终取消了示威游行的计划。然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的6月18日支持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还是让参加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工人打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一成功刺激了党内的激进分子在7月初组织新的行动。他们主张把对于临时政府的压力扩大延伸到苏维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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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宣传是鼓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的，而且7月3日开始的运动也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些领导人认为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对已经开始的运动持谨慎态度；有些人主张采取“立即行动”的路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其主要代表出自于党的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一些区的委员会；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表明立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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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克朗施塔得水兵和驻军中都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由波得沃伊斯基和涅夫斯基等人领导的军事组织策划了3日开始的行动。[82]也有学者虽然强调运动是自发开始的，但也承认军事组织利用了形势。无论何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没有疑问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波得沃伊斯基具有超级极端分子的声誉，是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第一个宣称“革命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的人。另一位领导人涅夫斯基后来谈到自己在1917年革命中的活动时，经常赞扬军事组织领导层的独立性和激进主义。他说，7月3日，“在自己的新支持者卫戍部队士兵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非常积极地推进了运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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