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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早晨，第一机枪团士兵要求本团的各连委员会和团委员会会议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气氛非常激烈，前线的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每连派二人参加，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彼得格勒各工厂、各部队和克朗施塔得去进行宣传鼓动，请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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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机枪团士兵的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7月3日早上7时，很多工厂的工人排着队走上街头。9时，有7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示威游行的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任命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部长。涌向塔夫利达宫的人群具有“散漫的”的样子，示威游行像是破坏性行为，而不像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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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以外，示威群众的另一个聚集地是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起事的士兵和工人是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者而来到这里的。托洛茨基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来，是为了得到指示、领导和鼓励；到塔夫利达宫去，则是为了提出要求甚至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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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对临时政府、不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政策的运动是自发地开始的，但舆论普遍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责任者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全俄中执委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出结论：首都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手持武器上街是受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的社论作者更直接地提出了问题：“这是什么？是实现6月10日没有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欲望？是武装发动反对临时政府和按多数原则组织的民主制度？”官方机关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将其称为起义或暴动，并试图寻找武装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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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早在6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试图借助于强力手段和街头斗争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向全俄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施加压力来解决政权问题。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市苏维埃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曾要求发动群众性示威游行，以此为手段破坏政府的军事努力、保持越来越不耐烦的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最终迫使苏维埃多数派组织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建议在6月10日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战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中央同意。只是由于苏维埃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这样的示威游行，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抗，才最终取消了示威游行的计划。然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的6月18日支持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还是让参加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工人打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一成功刺激了党内的激进分子在7月初组织新的行动。他们主张把对于临时政府的压力扩大延伸到苏维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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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宣传是鼓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的，而且7月3日开始的运动也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些领导人认为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对已经开始的运动持谨慎态度；有些人主张采取“立即行动”的路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其主要代表出自于党的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一些区的委员会；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表明立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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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克朗施塔得水兵和驻军中都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由波得沃伊斯基和涅夫斯基等人领导的军事组织策划了3日开始的行动。[82]也有学者虽然强调运动是自发开始的，但也承认军事组织利用了形势。无论何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没有疑问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波得沃伊斯基具有超级极端分子的声誉，是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第一个宣称“革命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的人。另一位领导人涅夫斯基后来谈到自己在1917年革命中的活动时，经常赞扬军事组织领导层的独立性和激进主义。他说，7月3日，“在自己的新支持者卫戍部队士兵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非常积极地推进了运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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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最有影响的激进分子是拉脱维亚人马尔登·拉齐斯，他代表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早在准备未能实现的6月10日游行时，拉齐斯就特别强调，游行参加者必须全副武装。他和同样好战的中央委员、立陶宛人斯米尔加一起，呼吁党“武装起来，夺取火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和电报局”。在七月事件发生前、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他批评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了消防队员的作用。多年以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说，列宁中断他在芬兰乡间的休息回到彼得格勒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追求”。[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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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试图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被带上首都街头进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克朗施塔得水兵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务。事件的目击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认为，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没有组织、也没有下令在7月3日起事，但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准备了起义，只是没有把起义时间确定在7月初。[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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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7月3日起事士兵中的领头人物除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机枪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布莱赫曼在7月3日早晨就公开号召以武力推翻政府；士兵领袖之一无政府主义者谢马什科少尉在第一机枪团发动过程中也十分活跃：“他向工厂征用汽车，架上机枪，开到塔夫利达宫和其他地点。……自己又带着他那一团人走出兵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成功地劝说他们出来……他不断地与设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联系。”[86]此外，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尼基弗洛娃在7月2～3日率领首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团去克朗施塔得，在那里发表演说，动员水兵支持彼得格勒的起义，并成功地促使一大批水兵决定和克朗施塔得卫戍部队士兵一起参加彼的格勒的七月事件。[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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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日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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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3日一天里，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运动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领导运动，再到取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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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早上开始的运动很快就表现出转变为无政府主义暴乱的现实危险，迹象已经开始露头。这种情况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当天下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试图制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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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下午3时左右，机枪团的两个士兵代表来到正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里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报告说他们团已经决定发动起义。据托洛茨基说，“没人料到此事，也没人希望发生此事”。托姆斯基宣布：“那些已经发动的团的做法不是同志式的，他们没有邀请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发动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呼吁书劝阻群众；第二，准备一封给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它掌握政权。在缺乏进行新的革命的愿望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谈不上发动。”[88]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沃洛达尔斯基以会议的名义回答机枪团士兵，要他们服从党的决议。4时，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代表们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做工作，劝阻群众上街。呼吁书的文本送到了《真理报》，准备次日早晨印在第一版上。斯大林奉命将党的决议通知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看来，在运动初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但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例如，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领导人拉齐斯明确地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认为它回避了同临时政府的坚决冲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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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劝阻示威游行的决定后，街上的群众并没有平静下来。武装的士兵坐着征来的轻型汽车和军用卡车，手持武器，打着红旗，整个傍晚在全城活动。据报载，一群士兵曾试图逮捕军事部长克伦斯基，但未成功。傍晚时分，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工人举着旗帜，许多人还带着家人，聚集在临时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的玛丽宫和塔夫利达宫前面。他们打出的旗帜和喊出的口号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6月18日组织示威游行时就提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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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在塔夫利达宫召开苏维埃工人部会议。会议过程中传来消息，工人队伍和两个团的士兵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加米涅夫在会场一片骚动中登上讲台，正式表态对起义予以承认：“我们没有号召发动，但人民群众自己走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意志。既然人民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将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运动以组织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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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时，全副武装的士兵高举红旗和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聚集。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拉舍维奇在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叫士兵们回去，而群众在底下报之以一片“打倒！”的呼声。在部队之后，又来了很多工人。在此期间，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水兵们将开往彼得格勒，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克朗施塔得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基地，决定性的因素。在7月3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动摇的时刻，克朗施塔得是那些坚持主张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手中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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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起义群众领导者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加米涅夫在工人部会议上表了态，但要不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继续“和平示威”，“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彻夜受到犹豫和动摇的煎熬”。[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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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游行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人公开支持运动。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全市代表会议以及各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促使政府危机的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去塔夫利达宫，选出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大家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以一种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让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关注群众的意志”。当时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了这个策略转变。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决定领导运动了。立刻起草了告工人和士兵书；为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准备了相应的标语，以替代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声明；新决议印成传单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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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是号召暴动”。但他承认，“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动员卫戍部队的责任则属于军事组织”。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力量对比关系还未达到能够夺权的时候，因此主张示威游行应该具有和平性质，但事实上掌握了运动进程的党内持激进立场的活动家如斯米尔加、拉齐斯、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等，以群众情绪为依据，坚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92]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心，“完全控制了运动，并且着手组织尽可能强大和广泛的军事支持。军事组织特别要求前线的支持，派出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占领了具有重要心理和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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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时30分，在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广场上，示威群众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些代表求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10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拒绝群众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要求，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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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和苏维埃的相持中，夜渐渐深了。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慢慢散去，街上和各区逐渐平静下来，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运动看起来趋于平息，这种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再次趋于克制，取消了自己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和平示威的号召”，“他们否定了继续运动并拒绝领导它”。[94]为《真理报》准备的标语虽然已经排好了字，制好了版，但还是把它挖掉了。结果7月4日早上出版的《真理报》在第一版上留了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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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失控与秩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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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对运动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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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一大早工人区就行动起来，普季洛夫工厂3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凌晨3时就往塔夫利达宫去。上午11时左右开始，陆续有一些部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了50万左右。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塔夫利达宫，有些队伍半路上拐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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