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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期间也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随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立宪会议选举和召开的保障,是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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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各主要政治力量共识的背景下,3月2日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会谈,明确了关于立宪会议法律地位的三项原则:①普遍的自由的选举(“全民的意志”);②立宪会议享有解决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国家治理形式的特别权力(在立宪会议之前“不预先解决”);③只有立宪会议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任务的范围和界限(“俄罗斯土地的主人”)。由此也明确了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以及对其活动的限制:新政府为临时政府,它将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它无权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它应为立宪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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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在3月3日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3月5日作出了“关于成立特别会议起草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决议”,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科科什金被任命为特别会议主席。特别会议于6月底形成了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条例草案第一部分[139],并认为“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地实现普选原则的法令,俄罗斯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的”。根据选举条例,立宪会议由居民根据普遍的、不分性别选举权平等的原则,通过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800名代表组成。年满20岁的公民和年满18岁的军人享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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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直属政府的立宪会议大厦改建委员会,由临时政府商业和工业委员(部长)斯捷潘诺夫任主席。7月20日,临时政府批准了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第一部分,同时责成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做好编制选民名单的准备工作和选举的技术准备,决定在参政院内成立一个特别机构以解决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140]为解决立宪会议召开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临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法律会议。法律会议研究了立宪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和立宪会议开幕之后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向临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的权力本质有关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强调立宪会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意愿”。法律会议还草拟了“关于保卫立宪会议安全和维护立宪会议大厦秩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立宪会议临时执行机关的法律草案以及立宪会议法令颁布方式的草案”等法律文件。[141]临时政府下属的制定根本法草案特别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研究了公民自由权利宣言及其保障措施,并形成了相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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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法律作用和一般政治意义是重视的,也为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即便在国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但是,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愿望。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整个时间里,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都未能成为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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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问题上,下述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用拟议中的立宪会议来回避解决一切涉及大多数居民根本利益的实际问题,如和平、土地、工人监督、民族自治等。……临时政府及支持它的各政党竭力拖延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其召开的日期……真正的原因在于,选举的政治环境使这些民主主义者非常担心选举结果会对自己不利。”[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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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临时政府在2~10月期间几经改组,其构成有较大变化,而且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不能说他们都是因担心选举结果对己不利而拖延选举,譬如社会革命党就不太可能有这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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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从初夏开始确有变化。在看到俄罗斯社会分裂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一些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认为,把立宪会议视为人民共同意志表达者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立宪民主党在5~6月间举行的城市杜马选举中表现不佳,确实使一些人担心未来的立宪会议将削弱他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权力。因为农民和士兵——穿军装的农民——的代表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而农村和军队又是立宪民主党的影响特别薄弱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需要争取时间,以便尽可能使自己的党成为农民所熟悉的党”。[143]立宪民主党希望把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希望那时胜利将使革命降温,也将加强作为胜利组织者的立宪民主党的分量,还将有助于在爱国主义浪潮中熨平阶级和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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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自由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意识到国内局势的紧张程度在加剧,必须给群众一个解决问题的确定的时间预期。6月14日(27日)临时政府宣布,立宪会议的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就任总理并组成了温和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政府。8月9日(22日),决定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直到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仍具有压倒性影响,没有理由因担心选举失利而推迟选举,尤其是最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农村有着深厚根基,推迟立宪会议选举不太可能为其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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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未能如群众希望的那样尽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它对立宪会议选举时间的安排与群众对立宪会议的迫切期待不相符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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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临时政府任命的负责制订有关立宪会议法律的特别会议主席科科什金认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首先需要完成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工作,如制订选举法、建立地方选举机关、编制选民名册等,此外还应“有时间进行选举宣传,以便居民能以觉悟的态度对待选举”。他的结论是“立宪会议未必能在夏末秋初之前召集”。[144]组织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普遍的选举,准备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尽管很多人认为准备工作进展迟缓,但未必是有意拖延,自食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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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年代,以月计算的等待时间可能已经足以引起群众的不满、焦虑和怀疑。临时政府忽视了革命仍在进行之中、自发性支配着事态发展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没有意识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没有从革命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立宪会议对于革命进程和国家前途的影响。这是它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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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导致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党未能按人民的希望尽快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的最主要原因,也许是战争问题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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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的爆发说明俄国人民由于战争而处于毫无出路的状态,已经不愿意再打下去。全国已充满对战争的疲惫和不满,继续战争的政策不符合俄国人民的愿望。而临时政府和先后参与其中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总体上都坚持战争政策。不少自由主义者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俄罗斯的荣誉和尊严不容许宣布与盟国的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英、美、法等盟国对于俄国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盟国失败,就可能导致旧制度在俄国复辟;因为“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是可能把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145]四月危机后加入政府并逐渐加强了自己在政府中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排除了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和约会被视为对盟国民主的英国和法国的叛卖;同德国签订和约还可能使年轻的革命俄国受到威胁,德国的胜利将导致君主制的复辟和新的革命制度的毁灭。[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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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政党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一致同意继续战争,其逻辑结果就是延缓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召开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必须解决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所有迫切问题。根据3月2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国家治理形式以及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都应由立宪会议来解决。他们担心,在当时俄国军队已经涣散而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等重要问题,不仅将触动在前线作战的军官阶层的利益,而且也会让农民士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回家,而这将意味着前线的崩溃和普遍的混乱,意味着俄国的战败。为了保证战争的进行,他们都不急于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就这样,由于受到继续战争政策的牵制,临时政府、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延缓了对俄国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日程,其政治后果就是削弱自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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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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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2~10月间,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选举如期举行。在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很多地方提到了立宪会议:致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土地法令具有临时性质,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147]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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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49]按照党派提出的名单进行的选举,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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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之后,主要政党立即表明了自己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选举中得到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首先表示,应该把全部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得票较少的立宪民主党也表示支持立宪会议并赞成在预定日期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表示不支持立宪会议,在知道选举结果后更是如此。但其中以卡姆科夫、施泰恩伯格为首的中派坚持认为立宪会议可以作为人民政权的一种形式加以利用。即便在人民委员会对立宪民主党采取措施后,施泰恩伯格仍坚持认为,应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否则立宪会议就会变成一个扩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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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根据1917年4月确定的方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因此,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力量对比关系。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送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当天通过,此时立宪会议选举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这个法令规定,“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150]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如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齐耶夫、郭茨等。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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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51]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152]苏维埃政权随即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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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11月26日,在临时政府确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11月28日的前两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根据全俄选举委员会政治委员乌里茨基的邀请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会议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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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是原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组织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同时有约60名立宪会议代表进入塔夫利达宫的会场,宣称自己为立宪会议部分成员会议,将每天在塔夫利达宫集合直到足够数量的代表到达并认为自己合法为止。会议很快被驱散。当天,立宪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拒绝在乌里茨基领导下工作。晚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其领导人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进行特别管制。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叛乱都将被镇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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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围绕立宪会议开幕问题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采取了更坚决和果断的措施。12月1日,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当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由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人民委员会还宣布,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领导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那里登记并取得塔夫利达宫办公室发放的临时证件。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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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12月间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苏维埃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两天,1月3日,通过了又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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