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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立宪会议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1917年12月2日选举产生的领导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临时局主要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林、李可夫等人，他们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革命的结束阶段，主张人民委员会停止对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活动进行控制。加米涅夫的支持者表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团是不合适的。他们把立宪会议视为保住民主力量统一的唯一机会，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实现联合。[164]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不顾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现实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为此他坚持在12月11日重新选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临时局，并在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其中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165]列宁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基本方针。布尔什维克内部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于俄国实际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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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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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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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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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为驱散立宪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士兵和工人中曾发生过抵制行动。1月3日，军事人民委员克雷连科亲自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为驱散立宪会议做动员，希望瓦解他所说的“这里的军营充斥的严重的反革命情绪”。但在这里，他没有获得成功。社会革命党得到布尔什维克要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上街游行反对立宪会议的消息后，于1月3日在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会议。在一些有感召力的发言之后，一个水兵情绪激昂地叫道：“弟兄们，同志们，让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人民的立宪会议。”下面叫道：“我们宣誓！”“跪下，同志们，跪下！”数千水兵双膝跪下：“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立宪会议。”水兵们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月5日没有上街。[166]在1月5日前一个工厂集会上，主持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号召：“同志们，我们必须、也能够驱散立宪会议，因为已经很明显，立宪会议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并倾向于反革命。”但他遭到最高纲领派成员、工人施马科夫的反驳：“不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对。要知道你们是在破坏全体人民的特有权力，是人民选出了这个全俄会议。如果你们这样行事，那么请记住，俄国人民和俄国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暴力。”[167]立宪会议被驱散后，从各地仍然继续不断地给立宪会议发来祝贺和支持的信件。在很多城市发生了保卫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在莫斯科等地的示威中有人员伤亡。高尔基写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认为立宪会议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主派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机构，他把1918年1月5日比作1905年1月9日，代表了左翼知识阶层对立宪会议的态度。直到1918年1月底，立宪会议的话题仍未从报刊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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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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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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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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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这种情况正是二月革命后的现实。“在俄罗斯，形成西方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前提还很薄弱。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172]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意识发展更加缓慢。虽然在1917年革命中许多省的农民苏维埃都热烈讨论共和形式，通过支持共和的方案并递交给当局，但作为一个阶层，农民群众的政治思维还是不发达的。一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服役的士兵写道：“农民对政治一无所知，尽管农村中有民主代表如苏维埃宣传员，农民也会很快就忘记告诉他们的有关自由民主、共和政体、君主专制的含义。”一位宣传员总结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公民应有的教育。”[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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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农民和士兵不明白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他们支持共和国，又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理想寄托在“农民的国王”或者其他独裁者——解放者身上。革命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记载了一个士兵对他说的话：“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个好沙皇。”布坎南认为“俄国政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绝对的民主政治”。美国人弗兰克·戈尔德在其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名士兵说他希望能够选举总统，而当问他会选谁时，他的回答是：沙皇。在军队中常会有这样的口号：“我们要选举沙皇。”一位孟什维克党员描述了自己在弗拉基米尔一次军事集会上的经历：“我的发言内容是关于战争，和平，土地，以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种种好处。当我的演讲和大家的欢呼都平息之后，忽然有人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士兵中立即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拒绝了这顶罗曼诺夫的王冠，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多么单纯而又无知的人们，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们！”[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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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决定立宪会议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俄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立宪会议有不同理解。对于中间阶层和民主力量来说，主要是通过立宪会议以和平改革方式克服俄罗斯的危机、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而言，立宪会议的吸引力体现在它可能成为比较平均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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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立宪会议对于前线士兵群众来说是某种未知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的兴趣确定地、不掩饰地集中于苏维埃，那是一种贴近他们并使他们感到亲近的制度，就像他们的农村村社大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通过社会活动家和出版物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和解释，在短短几个月里，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全俄立宪会议的概念。很多群众集会经常一致响起“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种情况在社会革命党影响较大的军队中特别明显。“6～7月间……各部队作出的决议的第一点往往就是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只有立宪会议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消灭战争，让他们回家。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经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同意坚守阵地，但不能超过11月，那时代表们应该召集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立宪会议决定继续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引发了某种不安，可以感觉到对立宪会议的信念是有限度的，是同最关注的问题——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苏维埃的贴近表明人民权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更亲切、更明了。”[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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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看法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够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的国家机构，称立宪会议为“农民意志的代言人”、“土地和自由的拯救者”。有时，农民还会天真地认为，只要大会有一位智慧的老农，只要立宪会议囊括足够的有威信有能力的农民，它就一定能够带给农民土地和自由。农民经常认为，立宪会议应当以独裁者的身份“掌握全权”，“成为全俄罗斯土地的主人”。[176]显然，农民对于立宪会议的支持并非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信念，而只是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主人。亲社会革命党的《自由言论报》文章承认：“立宪会议……没有抓住群众，没有吸引群众，没有渗入到人民的心中，它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国玩具，可以玩一玩，但不能当真。”[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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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工农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工农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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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在十月革命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个事实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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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在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沙皇制度瓦解以后的8个月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泛滥，二月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任务而言，仅有政治自由而缺乏相应社会经济前提保障是远远不够的。”[178]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是影响俄国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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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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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107～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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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Анфимов А.М.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1881-1904. М.，1980，c.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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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Белоусов 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ХХ век. Книга I. На рубеже двух столетий. М.，1999，c.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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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Маклаков В.А.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 на закате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Париж，1936，c.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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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Леонтович В.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ариж，1980，c.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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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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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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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Россия. 1913 год. Статист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СПб. 1995，c.403；Желтова В.П. Стачечная борьб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1910-1912 гг. М.，1993，c.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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