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1480 与此同时，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绝大部分档案材料则被政府严加保密。由于缺乏资料，史学界对于这一在苏俄早期政治进程中影响甚大的事件几乎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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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82 苏联解体后，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政府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并且要为他们修建纪念碑。[1]时隔70年，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竟然如此大相径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也成为人们心中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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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84 本文根据1990年代解密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苏联档案文献，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客观的再研究，并试图重新认识喀琅施塔得事件对于苏联历史的深远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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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9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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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92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Я.С.阿格拉诺夫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调查结果的报告中，称“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是今年2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3]阿格拉诺夫自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起义”，但他却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俄国的整个局势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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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94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即面临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战争的非常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4]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第二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集聚战争资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这一战时体制中体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做法使得列宁一度以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成就，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5]因此，到1920年3月，因战争的非常形势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被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政策大加推广。尽管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胆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6]，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给各省省委的信中强调：“下达给乡的征集额，就是余粮额，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7]；同时，俄共（布）中央还决定，将500万规模的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至关进集中营。[8]除此之外，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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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96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捷径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1920年到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农业。由于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1920年，耕地面积比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水平减少7%强，谷物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54%，单产相当于2/3；经济作物情况更糟，棉花收获量仅为6%，甜菜为8%弱。[9]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20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1/7。其中，大工业相当于1/8，生铁产量为1/22，甚至比1901年还少，煤产量比1899年还少，石油产量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比1913年少了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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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498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一度猖獗。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1918～1919年度在26个省运达的粮食总量中有56%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11]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10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个城市居民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60%。[12]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们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饥荒和营养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13]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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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00 1921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14]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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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02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16]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包括普梯洛夫股份公司的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三角”厂（橡胶工厂）等一些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脱离工厂，自谋生路，改行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整个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制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16%。[17]无产阶级作为苏俄政权的阶级基础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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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04 军队中的情况也十分糟糕，“在国内战争暂告段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军人复员问题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稳，战斗力大大下降……同时共和国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近期军事任务的性质（同农民暴动作斗争取代了同白卫军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显露了红军的机关管理系统对上述任务的不适应性”。[18]常年作战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与家乡的通信中，得知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沉重等消息，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队战斗力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初的俄国，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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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06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起苏俄政府不断地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前线。而作为基地守卫者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书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空前的经济困难中，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俄政府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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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1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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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14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19]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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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16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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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18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21]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Ф.И.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22]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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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0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23]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日、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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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2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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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4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集会、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⑾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⑿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⒀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25]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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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6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⒁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⒂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26]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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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8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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