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1520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23]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日、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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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2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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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4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集会、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⑾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⑿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⒀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25]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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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6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⒁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⒂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26]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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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28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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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30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00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党员。C.M.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27]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28]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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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32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29]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30]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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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34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2]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33]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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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36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34]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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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38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35]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36]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37]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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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40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38]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39]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最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沙俄时期的将军）。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海岸部主任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空军司令、通讯指挥、陆海军部队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索诺维亚诺夫要求与会者通报他们部队的人数，并把他们分配到各战区和要塞。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要塞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包括在整条海岸线上部署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外的步兵、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水兵需留在军舰上稳住阵脚；在靠近彼得格勒港湾区域部署560步兵团；把其余的海岸线分为三个区域，由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在北岸部署鱼雷水兵部队以及舰艇混编部队；其余的岸上部队被划分为较小的军队集群派往各要塞，加强要塞防卫。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000人，有将近2000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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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42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40]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41]另外，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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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44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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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49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33]

170646155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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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2 事实上，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为了控制这一不稳的局势，政府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局情报处专门负责对喀琅施塔得的情报侦察，其活动范围遍及喀琅施塔得“所有的海军和陆军部队、他们的司令部、军事和苏维埃机关以及位于喀琅施塔得海防要塞区域的军需生产工厂和企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通函，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成为特别部的情报人员。到1921年2月底，特别部招募的情报人员已有176人，他们密切关注要塞的动态，指出可疑人物，经过特别部特派员的审查、总结，编成信息通报，送往特别部，直至中央。同时，有2554人被附属于第二局的登记处登记在案，他们大多被怀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42]政府以为，通过加强侦察工作，及时了解要塞的态势，就可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防止不满情绪的扩散，控制整个要塞的局势。1920年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的形势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要求对舰队的政委干部作重要的“根本改变”，12月份替换25%的政委，接下来每月替换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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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4 但防范措施未能改变形势，如上所述，要塞的骚动仍在继续，直到2月28日两大战列舰的骚动惊动了苏俄高层。2月28日，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拨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听电话并立即予以答复。请通报波罗的海舰队事件的情况。有的地方存在不满是否属实？由于什么原因？……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造成不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现在的局势如何？”[44]在状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凭着三年内战的经验和直觉，苏俄高层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应与政治反对派和国外帝国主义有关。当天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发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通过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并且“估计社会革命党已决定加速事件的发展。”[45]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致电博季斯，说：“最近在国外的出版物上经常刊登关于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阴谋起义的消息。所有以往的经验都说明，这种谣传是实际行动的先兆。因为阴谋的中心在国外，外国出版物的消息皆来自白卫军侨民界谋反的准备。比如，这样的情形曾发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必须立即同所有的主管部门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46]当天晚上，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以及阿夫罗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库济明发去加急电报：“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你们管辖部队最近情况的报告。提醒你们决不允许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建议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地方和采取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汇报得更及时。期望收到报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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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6 在3月1日喀琅施塔得人集会后，俄共喀琅施塔得要塞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用武力镇压决议支持者的可能性，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喀琅施塔得没有足够的可靠力量用于武力镇压。得知水兵骚动前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视察的加里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鉴于如此形势，3月2日3时30分，加里宁、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给托洛茨基发去了电报：“……我们现在确信，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48]3月2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阿夫罗夫命令由骑兵连、步兵营、炮兵排和佩杰尔戈夫斯基学员指挥连组成的187旅夺取奥拉宁包姆，因为这里是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晚上，187旅逮捕了驻扎于奥拉宁包姆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本是准备给予喀琅施塔得人支持的。政府军成功地控制了奥拉宁包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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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8 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性质，并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人对此加以拒绝。同一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原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为现名）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称作“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政府给这一事件如此定性是考虑到了当时俄国大部分民众的心理的，从沙俄时代过来不久又刚经历了内战的俄国人对于沙俄，对于帝国主义厌恶不已，将事件定性为白卫军的阴谋，并且还是由前沙俄将领领导的，这就争取到了大部分俄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换句话说，也就为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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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0 在政府公告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1.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谋不受法律保护；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3.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49]根据公告中的第一条决定，在3月4日深夜，科兹洛夫斯基一家（妻子、女儿和四个儿子）被捕。随后，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人及军事专家的亲属均被逮捕并被作为人质。就在当天，国防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宣布他们逮捕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者的家属，“逮捕这些人质为的是解救那些被喀琅施塔得叛变者逮捕的同志，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如果被捕的同志哪怕是头发掉了一根，那么上述人质将会人头落地！”[50]政府立即收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用无线电对此做出的回应：“……以彼得格勒卫戍军的名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以内释放彼得格勒委员会作为人质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所有家人。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告知，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他们的家人绝对不受侵犯，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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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2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由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国防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签署）：“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命令：1.所有的军事、国家机关应特别注意防卫仓库、桥梁、车站、铁路、电报和电话线，为此应给予卫戍区长官以足够的军事力量。防卫不力的后果由相应机关的负责人和政委承担责任；2.所有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的执委会、区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应采取一切果断措施在居民中广泛宣传戒严的实施；3.卫戍区司令在严格执行现有的规章、条例和规定的同时，应特别重视部队卫戍任务的执行；4.应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范围内严格的公民秩序，一切破坏行为应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报告。……部队如上街应持枪行动。一旦遭到反击就地枪决。命令自宣布之时生效。”[52]3月3日晨，政府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所有部门发布了命令，要求政委必须在岗待命；禁止局外人参加会议；所有在宣传中有明显反苏维埃倾向的人都应予以逮捕。这样，通过戒严，政府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基本上稳住了彼得格勒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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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4 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从3月2日起定时向中央汇报彼得格勒的局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动静。3月3日14时30分，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势报告中全文抄录了喀琅施塔得卫戍区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苏俄高层应是从这份报告中才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内容的。决议的内容表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现阶段全俄工农的普遍要求，是1920年以来全俄特别是农民对实施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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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6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曾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54]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军队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前者集中了1365名步兵、100名骑兵、14挺机关枪、24门炮。在南方战区，奥拉宁包姆区域集中了3596名步兵、74名骑兵、43挺机关枪和4门炮，佩杰尔戈夫区域集中了650名步兵，克拉斯诺弗洛茨基、佩列多沃伊、乌斯季耶要塞集中了3249名步兵、28挺机关枪、56门炮。还有总数包括2101名步兵、165名骑兵和25挺机关枪的三支学员兵队伍作为后备力量。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55]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彼得格勒城内可用于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军，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同时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此命令从3月5日17时45分开始执行；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从西线调取第27师、阻击队、重炮兵连以及装甲列车，空运探照灯、通讯工具等）；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56]从3月7日开始，大批水兵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57]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托洛茨基给图哈切夫斯基发去电报说：“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干扰很小。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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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8 3月5日14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59]3月6日18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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