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1540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38]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39]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最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沙俄时期的将军）。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海岸部主任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空军司令、通讯指挥、陆海军部队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索诺维亚诺夫要求与会者通报他们部队的人数，并把他们分配到各战区和要塞。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要塞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包括在整条海岸线上部署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外的步兵、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水兵需留在军舰上稳住阵脚；在靠近彼得格勒港湾区域部署560步兵团；把其余的海岸线分为三个区域，由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在北岸部署鱼雷水兵部队以及舰艇混编部队；其余的岸上部队被划分为较小的军队集群派往各要塞，加强要塞防卫。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000人，有将近2000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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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42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40]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41]另外，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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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44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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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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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2 事实上，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为了控制这一不稳的局势，政府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局情报处专门负责对喀琅施塔得的情报侦察，其活动范围遍及喀琅施塔得“所有的海军和陆军部队、他们的司令部、军事和苏维埃机关以及位于喀琅施塔得海防要塞区域的军需生产工厂和企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通函，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成为特别部的情报人员。到1921年2月底，特别部招募的情报人员已有176人，他们密切关注要塞的动态，指出可疑人物，经过特别部特派员的审查、总结，编成信息通报，送往特别部，直至中央。同时，有2554人被附属于第二局的登记处登记在案，他们大多被怀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42]政府以为，通过加强侦察工作，及时了解要塞的态势，就可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防止不满情绪的扩散，控制整个要塞的局势。1920年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的形势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要求对舰队的政委干部作重要的“根本改变”，12月份替换25%的政委，接下来每月替换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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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4 但防范措施未能改变形势，如上所述，要塞的骚动仍在继续，直到2月28日两大战列舰的骚动惊动了苏俄高层。2月28日，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拨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听电话并立即予以答复。请通报波罗的海舰队事件的情况。有的地方存在不满是否属实？由于什么原因？……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造成不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现在的局势如何？”[44]在状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凭着三年内战的经验和直觉，苏俄高层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应与政治反对派和国外帝国主义有关。当天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发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通过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并且“估计社会革命党已决定加速事件的发展。”[45]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致电博季斯，说：“最近在国外的出版物上经常刊登关于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阴谋起义的消息。所有以往的经验都说明，这种谣传是实际行动的先兆。因为阴谋的中心在国外，外国出版物的消息皆来自白卫军侨民界谋反的准备。比如，这样的情形曾发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必须立即同所有的主管部门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46]当天晚上，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以及阿夫罗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库济明发去加急电报：“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你们管辖部队最近情况的报告。提醒你们决不允许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建议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地方和采取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汇报得更及时。期望收到报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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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6 在3月1日喀琅施塔得人集会后，俄共喀琅施塔得要塞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用武力镇压决议支持者的可能性，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喀琅施塔得没有足够的可靠力量用于武力镇压。得知水兵骚动前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视察的加里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鉴于如此形势，3月2日3时30分，加里宁、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给托洛茨基发去了电报：“……我们现在确信，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48]3月2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阿夫罗夫命令由骑兵连、步兵营、炮兵排和佩杰尔戈夫斯基学员指挥连组成的187旅夺取奥拉宁包姆，因为这里是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晚上，187旅逮捕了驻扎于奥拉宁包姆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本是准备给予喀琅施塔得人支持的。政府军成功地控制了奥拉宁包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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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58 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性质，并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人对此加以拒绝。同一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原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为现名）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称作“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政府给这一事件如此定性是考虑到了当时俄国大部分民众的心理的，从沙俄时代过来不久又刚经历了内战的俄国人对于沙俄，对于帝国主义厌恶不已，将事件定性为白卫军的阴谋，并且还是由前沙俄将领领导的，这就争取到了大部分俄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换句话说，也就为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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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0 在政府公告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1.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谋不受法律保护；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3.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49]根据公告中的第一条决定，在3月4日深夜，科兹洛夫斯基一家（妻子、女儿和四个儿子）被捕。随后，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人及军事专家的亲属均被逮捕并被作为人质。就在当天，国防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宣布他们逮捕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者的家属，“逮捕这些人质为的是解救那些被喀琅施塔得叛变者逮捕的同志，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如果被捕的同志哪怕是头发掉了一根，那么上述人质将会人头落地！”[50]政府立即收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用无线电对此做出的回应：“……以彼得格勒卫戍军的名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以内释放彼得格勒委员会作为人质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所有家人。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告知，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他们的家人绝对不受侵犯，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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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2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由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国防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签署）：“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命令：1.所有的军事、国家机关应特别注意防卫仓库、桥梁、车站、铁路、电报和电话线，为此应给予卫戍区长官以足够的军事力量。防卫不力的后果由相应机关的负责人和政委承担责任；2.所有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的执委会、区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应采取一切果断措施在居民中广泛宣传戒严的实施；3.卫戍区司令在严格执行现有的规章、条例和规定的同时，应特别重视部队卫戍任务的执行；4.应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范围内严格的公民秩序，一切破坏行为应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报告。……部队如上街应持枪行动。一旦遭到反击就地枪决。命令自宣布之时生效。”[52]3月3日晨，政府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所有部门发布了命令，要求政委必须在岗待命；禁止局外人参加会议；所有在宣传中有明显反苏维埃倾向的人都应予以逮捕。这样，通过戒严，政府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基本上稳住了彼得格勒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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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4 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从3月2日起定时向中央汇报彼得格勒的局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动静。3月3日14时30分，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势报告中全文抄录了喀琅施塔得卫戍区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苏俄高层应是从这份报告中才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内容的。决议的内容表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现阶段全俄工农的普遍要求，是1920年以来全俄特别是农民对实施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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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6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曾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54]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军队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前者集中了1365名步兵、100名骑兵、14挺机关枪、24门炮。在南方战区，奥拉宁包姆区域集中了3596名步兵、74名骑兵、43挺机关枪和4门炮，佩杰尔戈夫区域集中了650名步兵，克拉斯诺弗洛茨基、佩列多沃伊、乌斯季耶要塞集中了3249名步兵、28挺机关枪、56门炮。还有总数包括2101名步兵、165名骑兵和25挺机关枪的三支学员兵队伍作为后备力量。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55]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彼得格勒城内可用于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军，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同时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此命令从3月5日17时45分开始执行；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从西线调取第27师、阻击队、重炮兵连以及装甲列车，空运探照灯、通讯工具等）；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56]从3月7日开始，大批水兵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57]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托洛茨基给图哈切夫斯基发去电报说：“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干扰很小。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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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68 3月5日14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59]3月6日18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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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70 为了使镇压行动不引起国际冲突，托洛茨基于3月7日16时，也就是进攻前夕，在他的专列上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去了电报：“鉴于当前对叛变者开火的形势，我认为向芬兰政府作以下声明是合适的：‘我们认为必须通知，白卫军奸细由于自己处于绝境可能会向芬兰海岸线射击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至于苏维埃司令部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图在当前消灭叛变的同时不使芬兰公民遭受任何损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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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72 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骚动引起了苏俄高层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苏俄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将骚动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并且是“由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在苏俄高层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后，他们已经清楚，实际面对的是一次有群众基础的兵变。尽管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正为苏俄高层所考量，但喀琅施塔得人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就足以构成政府对之实施镇压的全部理由。这种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反应在俄共（布）十大作出的决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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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7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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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80 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时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62]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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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82 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①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②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③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④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63]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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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84 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局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64]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65]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无异于叫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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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86 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时这样说道：“……现在我想讲一讲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66]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和纪律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①“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③“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67]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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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1588 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68]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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