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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时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62]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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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①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②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③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④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63]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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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局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64]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65]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无异于叫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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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时这样说道:“……现在我想讲一讲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66]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和纪律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①“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③“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67]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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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68]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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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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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无情的镇压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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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进攻准备就绪,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武力镇压就开始了。俄共(布)十大召开前夜,3月7日18时35分,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向喀琅施塔得进行了试探性炮击,对方几乎没有回应。[69]列宁在向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暗示,到3月8日晚喀琅施塔得可能会有新闻传来。苏俄高层确信,在武力进攻下,“叛乱”将很快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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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经过一夜的炮击后,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士兵们披着用来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冰面上匍匐前进。3月8日整整一天政府军加强了对喀琅施塔得的炮轰,并用飞机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及喀琅施塔得城投放了525俄磅炸弹,但政府军的进攻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对政府军方的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奥拉宁包姆、谢斯特罗列茨克沿岸地区——利西诺斯进行猛烈炮轰,使得谢斯特罗列茨克地区许多房屋着火,政府军至少5门大炮被炸坏。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政府军仅仅夺取了7号要塞。更为严重的是,被派去沿解冻的芬兰湾进攻要塞的红军的情绪不稳,从感情上来讲,他们同情喀琅施塔得人。部分红军士兵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最为典型的是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他们和喀琅施塔得的560团一样都是由库班人组成的,他们被调来执行进攻任务,但整个团都拒绝进攻,3月8日晨,该团有一个营(约600人)向喀琅施塔得投诚。从南方军区调来的混编团曾一度冲入喀琅施塔得,但却遭到了对方猛烈的机关枪扫射,不得不往后退却,并且有两个连被俘。3月8日22时,政府军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线。[70]政府军的第一次强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政府报刊力图掩盖真相,富有政治经验的托洛茨基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电报中写道:“今天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说,对于我方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喀琅施塔得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害怕浪费子弹,他们只用了轻型炮反击等等。这种不真实的消息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或者是不告知细节,或者是告知全部真相,因为居民们,特别是海军完全清楚事件的进程,上述做法会破坏他们对报刊的信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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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军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得本以为在经过一次打击后喀琅施塔得人就会挂出白旗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考虑。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写道:“只有在解冻前可以占领喀琅施塔得。一旦海湾通航,喀琅施塔得就和国外建立了联系。到那时,整个岛对我们来说将成为不可抵达的。希望对方由于缺乏粮食而投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在通航前起义者的粮食是够用的。除此之外,他们现在已经从芬兰获得了一些物资(有资料表明获得了8车物资)。图哈切夫斯基刚刚打电话来,说彼得格勒已经开始解冻。无论如何,必须在最近几天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为此,必须征召相当数量的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员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到彼得格勒去。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我很担心,无论是党,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充分认识到喀琅施塔得问题的尖锐性。”[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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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侦察情报称,喀琅施塔得有140门大炮用于海岸防御,防御的水兵和红军达28000人。要想顺利进攻,必须有两倍甚至是三倍于此的力量。苏俄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首先是加强第七集团军炮兵部队的力量,从西线调来了27师的榴弹炮兵连、重炮炮兵连和3个重炮营。3辆分别装有10英寸炮、6英寸“加农”炮、8英寸炮的装甲列车也被调往彼得格勒。为了加强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步兵部队,11师32旅、27师79旅被调集于利戈沃区。4支空军部队也从西线抵达彼得格勒。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对卡累利阿区的炮兵连进行了重新部署,把队伍集中于海岸线上,并且下令炮击时一定要对准目标,不得浪费火力。其次,鉴于第一次进攻中部队的骚动和拒绝进攻等情况,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如设立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审判程序得到了极大的简化),设立革命三人小组,在每支部队中安插情报员;在进攻中设立严密的散兵线,防止军人后退;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部队在被解除武装后调往离喀琅施塔得很远的后方;被认为是带头起哄的军人被立即处以枪决。3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秘书H.科列斯金斯基向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发出电报:“根据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立即在24小时以内征召150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作临时指挥,以解决喀琅施塔得事件。”[73]到3月12日,共有将近300名俄共(布)十大代表被派往喀琅施塔得,他们不仅仅是去担任军事指挥,更重要的是去加强那些进攻部队的士气。另外,从3月9日早晨起,政府开始对普梯洛夫厂、奥布霍夫斯基厂、阿尔图拉·科佩拉厂、阿尔谢纳尔厂和诺别利亚厂这些罢工工厂的工人进行重新登记,采取这一措施后,彼得格勒的大部分工厂得以很快复工。政府还对彼得格勒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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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双方炮火不断。政府军对6号炮台、康斯坦丁要塞、南方炮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实施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方面则对谢斯特罗列茨克—利西诺斯区域和奥拉宁包姆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步兵重新占领了曾被政府军夺取的7号要塞。就在这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维尔舍宁在奥拉宁包姆被捕,他声称,之所以会出现在奥拉宁包姆是为了执行委员会交给他的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停止军事活动的谈判的任务。此前一天,也就是3月8日,政府曾收到赫尔辛福斯电台的报道,喀琅施塔得人向政府建议谈判,但镇压的车轮已经启动,政府对此不加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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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政府军仍然对上述的几个点实施打击。到3月11日,包括北方军队集群(谢斯特罗列茨克区)、南方军队集群(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尔区)、利戈沃后备军和彼得格勒后备军在内的政府军总共集结了步兵15998名、骑兵354名。此外,在佩捷尔戈尔区还有27师80旅和167旅499、501团。[75]整整一天,双方都持续炮击,政府军派出29架飞机加强侦察工作。鉴于解冻日期的日益逼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建议加快强攻要塞的准备。苏俄高层对战局高度关注,全俄肃反委员会呈列宁、斯大林的战报不断地从前线发往克里姆林宫,对彼得格勒的政治局势、军队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获得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情报等加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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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政府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部队的需要外,还采取了更为强有力的政治措施。3月13日,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发布命令:“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兵变分子,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苏俄各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派遣过去,以保证和加强对喀琅施塔得白卫军的胜利。从党代会代表中任命的特派员除了加强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还被派往作战部队。军队政委和指挥人员应把特派员看作帮助自己指挥和处理事务的有经验的同志。从收到此命令开始,所有的传单和打算印刷出版的文字材料必须交给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文字出版处审阅,没有该处的允许,这样的材料不得印刷。”[76]南方军队集群司令谢佳金也于这一天发布了关于处理临阵脱逃等案件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不仅是军人的案件,而且部队驻扎地居民的案件都划归彼得格勒军区/州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管辖,指导方针是“尽快结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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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预定从北方发起的进攻由于第27奥姆斯基师第79旅第235理韦利斯基团和第237门斯基团发生兵变而推迟。这两个团的军人全副武装地走出营房,喊着“不要到冰面上去”、“召回部队”等口号,以示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这些军人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逮捕。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分别有41名、33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判决书向全体军人长时间地反复宣读,以示警告。3月15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苏维埃政权用解除这些团的武装和逮捕表明,无论是目无纪律,还是叛变,都不允许在红军中发生。所有的奸细和造谣者都要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当被他们蒙骗的英雄们请求给予机会夺取喀琅施塔得,在苏维埃俄国工农面前赎罪的时候,我特此命令:归还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武器和革命称号。我相信并且希望,重新看到自己的老战友成为英雄,我们曾一起夺取切利亚宾客和奥姆斯克,一起攻占华沙。前进!向喀琅施塔得叛徒进攻!”[78]这一天,政府军在进攻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着力于整顿军纪,修筑防御工事,集结军队,为强攻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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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政府军围攻的喀琅施塔得处境日益困难。军事上,尽管喀琅施塔得在这一阶段对政府军的还击仍然是有力的,但已经明显感到防御力量的不足。科兹洛夫斯基事后回忆:“要知道他们海岸线的总长度超过了30俄里”,但“要塞可用于迎接进攻的自由的卫戍军是那么有限,散兵线中不得不每隔5俄丈才安排一个人”。[79]况且自愿去最前线防卫的大多数是来自库班的青年水兵,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从未参加过战斗。用于防卫的有生力量的缺乏使得司令部的防卫计划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政治上,随着战斗的加剧[80],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包括军人)开始不服从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在工厂、军舰进行宣传,暗中破坏委员会各种措施的实施。临时革命委员会力图控制内部局势,它要求成立革命三人小组负责维持秩序,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共产党员及居民交出左轮手枪、步枪、子弹等武器。临时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共产党员的监控,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解除所有共产党员政委和担任一定职务的共产党员的公职,并且对他们实施特别的监督,责令其不得进入军港,所有重要据点由非共产党员占领。[81]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还不断地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发出呼吁,阐明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支持,但彼得格勒已处于戒严状态,喀琅施塔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均无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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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喀琅施塔得获得的外部援助主要来自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侨。尽管侨民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各类团体都捐款为兵变者购买粮食,支持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抵达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前舰长维利肯男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和防卫司令部的联席会议,他们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有偷运过来。3月9日,代表团返回芬兰,维利肯作为对即将运来的粮食进行分配的监督员留了下来。曾在《新俄罗斯生活报》发表的一篇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匿名回忆录中提到维利肯还建议用“800人的武装力量”给予喀琅施塔得帮助,“……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把这些人直接载运到喀琅施塔得或者他们有越过芬兰边界直接打击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临时革命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后认为,武装力量是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的,考虑到卫戍军的情绪,委员会以多数通过决定对此建议加以拒绝。”[82]据阿格拉诺夫的调查,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社会革命党领袖B.M.切尔诺夫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回到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除瓦列克表示赞同,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态度不甚明确外,大部分委员对此表示反对。11日,维利肯在作客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时指出,只有在支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条件下武装起义者才能定期得到粮食。[83]当天,喀琅施塔得获得了大约400普特的粮食,使得本已紧张的粮食供应稍加缓和。尽管没有接受任何政治义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其内心的矛盾,他们明白,这一举动将把喀琅施塔得与白卫军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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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广播通告,邀请外国记者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英雄的卫戍军和要塞工人是为什么而战斗”。[84]西欧和侨民界的4名记者对此做出反应并来到了喀琅施塔得。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文章。[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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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而是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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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月16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3月17日。3月16日14时到21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其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月17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并于6时左右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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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1.北方军队集群应暂时限于牵制托特列边和‘红军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2.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3.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4.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86]大约有两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并配有4列装甲列车和多个炮兵连。根据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3月17日的直通电话谈话记录,虽然政府军这次强攻取得了成功,但损失也相当惨重。特别是北方军队集群,是在蒙受了重大牺牲后才得以进入喀琅施塔得城西北部。[87]21时左右,政府军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向政府军派出洽降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城的政府军立即开始了对兵变者的逮捕。此时,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者已经清楚,要塞必被攻陷。根据要塞司令总部的意见,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被交战国拘留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撤向芬兰。得以逃往芬兰的大约有8000人,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总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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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占领了喀琅施塔得要塞。5时,占领了托特列边要塞和“红军”要塞。9时,南方军队集群的79旅和80旅抓获了城中的所有兵变者,11时左右,占领了里弗要塞、米柳京要塞、康斯坦丁要塞。这样,两个军队集群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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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防御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甚至没有埋葬,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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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新任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发布命令: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全体市民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要求交出所有可疑的人以及协约国的间谍;不遵守命令者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88]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被要求全部重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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