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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月16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3月17日。3月16日14时到21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其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月17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并于6时左右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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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1.北方军队集群应暂时限于牵制托特列边和‘红军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2.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3.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4.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86]大约有两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并配有4列装甲列车和多个炮兵连。根据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3月17日的直通电话谈话记录，虽然政府军这次强攻取得了成功，但损失也相当惨重。特别是北方军队集群，是在蒙受了重大牺牲后才得以进入喀琅施塔得城西北部。[87]21时左右，政府军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向政府军派出洽降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城的政府军立即开始了对兵变者的逮捕。此时，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者已经清楚，要塞必被攻陷。根据要塞司令总部的意见，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被交战国拘留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撤向芬兰。得以逃往芬兰的大约有8000人，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总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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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占领了喀琅施塔得要塞。5时，占领了托特列边要塞和“红军”要塞。9时，南方军队集群的79旅和80旅抓获了城中的所有兵变者，11时左右，占领了里弗要塞、米柳京要塞、康斯坦丁要塞。这样，两个军队集群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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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防御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甚至没有埋葬，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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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新任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发布命令：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全体市民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要求交出所有可疑的人以及协约国的间谍；不遵守命令者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88]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被要求全部重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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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苏俄政府在彼得格勒为在进攻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4月3日，为庆祝占领喀琅施塔得，政府举行了广场游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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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成功，惩罚便随之开始。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对不同程度卷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8日6时40分，也就是喀琅施塔得刚被攻陷的时候，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向其副手列普谢发出指令：“立即用人力加强特别部，特别部的工作十分缺乏人手。全部从喀琅施塔得逃出的被捕者须经过最仔细的审查。”[89]接着，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第二专门处成立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在夺取喀琅施塔得以后惩罚被捕的叛乱者”。据三人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15日（三人小组于这一天解散）共有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90]根据三人小组的调查，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在参加“叛乱”上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两舰的水兵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3月20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167名水兵受到特别三人小组的起诉，他们都被判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起初有13名水兵受到起诉，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又有26人被判处枪决。[91]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水兵和红军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当一部分水兵被押往位于白海的集中营。[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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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政委、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年轻，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人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在材料中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革命委员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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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8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94]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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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8000名喀琅施塔得人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给契切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96]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97]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和要塞的军事指挥也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98]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捕者多达27人，甚至其远亲也受牵连，他们大多受到流放、强制劳动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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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对2103人处以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了各种期限的监禁，当时有1464人获释，但对他们的起诉并未撤销。[99]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委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普通参与者”。[100]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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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俄政府于1922年春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至1923年4月1日，喀琅施塔得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他们被划分为三类人，即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罪犯（192人）。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其余的242人大多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而被留在了喀琅施塔得。[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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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102]这是迄今在档案文献中所见到的最为坦率和明确的结论。既然如此，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应当是清楚的。如果说，苏俄政府当时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定性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那么后来苏联长期坚持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官方说法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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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苏联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就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视角考察，喀琅施塔得事件所表现的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与193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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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Известия，11 январь 1994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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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再研究最有价值的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出版的两部专题文献资料集：Яковлев А.Н.（общ.ред.）Кронштдат，1921，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7。该文献集内容包括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以及前后与此相关的苏俄政府重要会议记录、公告、军事命令、函件；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政情、军情报告；苏俄肃反机构的审讯笔录、重要公告和决定；彼得格勒军区、波罗的海舰队负责人与托洛茨基等人以及苏俄高层之间的信件、电报、通话笔录；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大会决议、重要公告及呼吁书；彼得格勒军区巡回审判庭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同情者、人质、进攻中的临阵脱逃者等的审讯和判决；国外报刊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道等。该文献集的部分重要文献已译成中文，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余伟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卷；Кудрявцев И.И.（отв.сост.）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9。这本文献集共收录839件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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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ЦАФСБРФ（俄罗斯联邦安全机构中央档案馆），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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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2、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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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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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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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联经济指令》（俄文版），第179页。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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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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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АН ССС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1921г.-1925г.，Москва，1960，с.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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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я АН СССРИстория СССР，т.8，Москва，1967，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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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Коммюник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юро，№19-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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