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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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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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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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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郑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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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统治了苏联将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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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出版物，大多的是宣传性的小册子，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为进攻所做的暂时退却，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材料是党的文献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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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后，开放了部分档案资料，放宽了言禁，有的学者依据新材料写出了专著，例如埃·鲍·根基娜的《列宁的国务活动》（1969）[1]就有不少涉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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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掀起研究新经济政策热潮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时倡导“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的“空白点”，试图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改革的方案和依据。与此同时，给一批遭到镇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陆续开放保密档案，主客观条件使新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课题。苏联解体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历史学家们有了较多地研究和发表观点的自由，开始出现不少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有关俄国20世纪历史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新经济政策。[2]出版了许多有关苏联史的论文集，及时传达了历史学家们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新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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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些有关20年代的专著，如希施金的《政权·政治·经济：革命后的俄国（1917～1928）》，别拉乌索夫的《20世纪俄国经济史》，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有较为系统的叙述。[4]巴甫洛娃的《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罗戈文的《是否有选择？托洛茨基主义：多年后的观点》、《斯大林的新新经济政策》，特鲁坎的《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和《通向极权之路（1917～1929）》等，就某些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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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下半期起至今，许多历史档案陆续开放，一些历史学家放下研究工作，投身于档案的发掘整理工作，报刊上不断披露专题档案材料，陆续出版专题解密档案集，由А.Н.雅柯夫列夫院士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俄国文件汇编”是一部规模庞大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直接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有《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5卷本）。[6]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带走了大量十月革命到1920年代末的档案资料，2卷本《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和4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20年代有关。[7]1920年代关于政策方针的争论主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联共（俄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是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手重要文献。[8]1990年以来出版了一些历史文件选集，集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文献和新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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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著作有：杨承训、余大章合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沈志华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等。[10]郑异凡著《布哈林论》、《天鹅之歌》和论文集《不惑集》、《史海探索》[11]，柳植（杨存堂）著《世纪的实践》，徐天新著《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叶书宗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有不少写于1980年代以来的涉及新经济政策的论文。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苏联史学者研究的新成果。[12]资料方面，1980年代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布哈林文选》、《李可夫文选》、《托洛茨基言论》等，收有当事人的有关文章和资料。[13]2002年出版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约有10卷收有新经济政策的20年代的档案材料。[14]王丽华主编的《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收集了1990年代以来俄国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很有参考价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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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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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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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16]，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军事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17]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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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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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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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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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起义，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参加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把“叛乱”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骑马的军事匪帮”活动的结果，这指的是当时的征粮队。起义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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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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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导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激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举行集会和罢工，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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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加剧矛盾的措施，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给一半口粮，继而宣布实行戒严。季诺维也夫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肃反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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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雅科尔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他们赞同上述两舰的决议，此决议包含整个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最低纲领，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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