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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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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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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16],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军事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17]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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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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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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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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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起义,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参加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把“叛乱”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骑马的军事匪帮”活动的结果,这指的是当时的征粮队。起义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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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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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导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激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举行集会和罢工,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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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加剧矛盾的措施,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给一半口粮,继而宣布实行戒严。季诺维也夫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肃反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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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雅科尔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他们赞同上述两舰的决议,此决议包含整个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最低纲领,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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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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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19]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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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②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③起义者齐心协力,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宁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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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21]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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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措施,但却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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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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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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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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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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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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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B.K.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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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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