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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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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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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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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B.K.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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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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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党的领导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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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①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②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24]这个建议以11票对4票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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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5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他提出一个后来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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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表达了农民的要求，建议在缴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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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实行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粮食运动”在9月1日开始，在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实行“小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地方苏维埃有许多孟什维克，当时的粮食委员是孟什维克М.П.雅库波维奇。他们对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在粮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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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列宁的态度还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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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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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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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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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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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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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农民能迅速缴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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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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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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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为118.86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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