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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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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农民能迅速缴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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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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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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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为118.86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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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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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大会开幕。大会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评论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原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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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并没有立即讨论改变粮食征收制度问题，先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党的建设的报告，工会问题的报告，等等。3月15日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以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用一个上午时间完成这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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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主报告，瞿鲁巴作了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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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30]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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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登记了11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言。为节约时间，限定6人，所以讨论是非常不充分的，有关粮食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实行粮食税，但对“周转自由”，即放弃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恰当性，提出疑问。有两个担心：首先是担心农户收入分化加强，另一个是不相信在新的条件下居民粮食供应方面不会出现新的困难。发言者都赞同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有人主张不放弃强制和垄断，主张把粮食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下一经济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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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为强制辩护，认为不动用强制就不可能得到粮食。副粮食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同意必须改变粮食政策，但主张保持垄断，不过要改变实施垄断的方法。同农民的交换只能由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的机构来做。但他认为，垄断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实施垄断措施是出于特殊的经济条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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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米柳亭发言说，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同农民妥协，这是因为粮食征收制已经进入经济的死胡同。他反对保留垄断，认为不转向地方自由周转，这实际上同粮食征收制无异。如果我们想做让步，那就应当作真正的让步，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继续实行征收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征收遇到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他们用武装的手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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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总结发言中不点名地回答弗鲁姆金说：“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做出估计和检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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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长。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他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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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结束了实行粮食税问题的讨论。提供表决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列宁代表中央提出的草案，一个是弗鲁姆金的草案。弗鲁姆金说：不同点在于他的草案中的第6条，这条说的“不是流转，而是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用品和经营用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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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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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36]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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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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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绝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其中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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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39]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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