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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20年代不断减免贫农户的农业税，增加富裕农民的税负。1923～1924年占农户9.5%的富裕农民和“富农”缴纳了29.2%的税额，以后他们的税负比重继续增加。富裕阶层想通过分散的办法减轻税负，结果20年代农户分散化的速度比革命前快一倍，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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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当然也有受益者，居民群众利用新经济政策给予的商机和自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的开始发家致富。在城市有耐普曼，他们在零售商业中占据巨大的份额，弥补了尾大不掉的国营商业的不足。耐普曼在活跃城乡流通、城乡交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人士，他们的经营活动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资产阶级的程度，并且由于大型批发业务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耐普曼的活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和约束，对整个国民经济并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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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从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是善于经营的勤劳的农民。沙俄时代的富农经过国内战争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已经基本消灭，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富农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农村兴起的是那些善于经营耕作的勤勉的农民，他们利用缴纳粮食税后的剩余来改善和扩大生产，逐渐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当时叫做“富裕农民”，以区别于所谓“富农”。但是他们的日子总的说来并不好过。按照过去村社的传统农村定期重分土地，这很不利于土地的改良，农民对过去富农的盘剥仍记忆犹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在农村就对“富农”实施剥夺，没收他们的土地、住宅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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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写给报社的信函中有大量的申诉，对此表示不满。1925年阿穆尔州的农妇马秀拉给《农民报》写信说：“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会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上富农的标签，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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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本身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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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自身包含许多矛盾，例如近期任务与长期共产主义目标的矛盾。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领导人对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一看见生产有所增长，“资本主义成分”有所增加，就忍不住把这一切同共产主义目标对立起来，要求消灭耐普曼、“富农”等“资本主义成分”。“左派”都有“恐资病”，希望通过“大跃进”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比行政命令要慢。用一个命令就可以把“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甚至肉体消灭，通过命令可以制订和批准五年计划，按照规定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而通过市场，则费时费力，因为培育市场是需要时间的。为了发展经济允许合法经营者发财致富，列宁说过，发财吧，但是请你们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和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阶级以至所有的阶级，取消商品货币等“资产阶级”机制。军事共产主义被否定了，但是共产主义仍然是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存在，还要加强。允许资产阶级存在甚至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哪怕加上一个限制词“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在当时的观念下不能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发生矛盾，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动辄挥舞专政之剑来对付“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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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达成经济上的妥协，首先是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妥协，防止农民造反。党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同农民或者各资产阶级阶层作政治妥协。列宁说得相当明确：虽然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但这是在农民的需要的范围内，不允许任何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的法院应当懂得这一点。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134]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135]“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136]目前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137]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初说的这些话明确告诉全党，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让步，但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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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时，列宁确定了向农民作经济让步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方针问题。关于经济让步方面，报告提纲承认“经济上满足农民”的必要性并确定了一系列措施——流转自由，贸易自由，为此弄到商品，等等，但他把这种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意义”在提纲中被看作是“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问题”，并且认定“这样的反革命已在反对我们”。因此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可以把‘绳子’放松一些，不要弄断它，‘松开’一些”。这就是说拴农民的绳子还是要的，只是松开一些而已。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农民的反革命问题”显然太露骨，所以列宁在旁边注上：“在报刊上缓和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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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上，俄共十大的一些代表同样持强硬的态度。例如十大代表К.Г.扎维亚诺娃说：粮食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是确实必要的让步。但另一种让步，“违背共产党原则的实质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是不应当的。共产党在这里应当保持其本色，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它才会是强有力的”。[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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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出现了允许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扩大了选举权，允许开办私人出版社，出版非党杂志，实行司法改革，设检察官和律师。1924年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宪法监督权，等等。但所有这些民主变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大多是表面的。其中多数表现的还是阶级原则和党性原则，一点也没有改变俄国居民基本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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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需要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决定了需要增加长期投资。但外来资金短缺，而内部资金又受到政府“反资本主义”政策的抵制。一国社会主义搞闭关锁国，切断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偿还革命前债务、赔偿被国有化的财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妨碍了外资的流入，租让制没有得到发展。工业生产能力的全部开工要求大量的投资以更新机器设备，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这里涉及的是投资大，而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重工业部门。资金的严重不足，加强了集中分配和对经济实行行政干预的倾向。工业的增长要求农业增加商品率，以向城市提供粮食，保障工业的原料，加强出口以换回设备，用农产品去换取国外的装备，这就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然而，越是剥夺农民，农业发展就越缓慢，越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农村个体大商品农户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本来扩大农村市场，通过农民的积累，通过节约，可以得到工业化的资金，但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斯大林没有这个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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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政治体制保障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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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私人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他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明确的解释，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指示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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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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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相反地，正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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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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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把原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1923年6月4日俄共向党的省委和区委下达由莫洛托夫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措施”的通告，规定一律解雇在工会、消费合作社、托拉斯、工业企业、保险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孟什维克。[140]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些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措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历史表明它们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同它们的思路大体一致。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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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却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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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成为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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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141]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吧”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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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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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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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1921～1923）》，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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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Москва：АСТ，1996；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1917-1940. 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Ходяков М.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1；Мунчаев Ш.М.，Устин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НОРМА，2002；Пихоя Р.Г.（общ. ред.）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лик. Москва：РАГ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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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Никаноров Е.Б. и Разумов А.Я. （сост.）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8. Л.，：Лениздат，1989；Никаноров Е.Б. и Разумов А.Я. （сост.）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9. Л.：Лениздат，1990；Лельчук В.С.（ред.） Историки порят.Тринадцать бесед.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ИскендероваА.А.（общ. ред.）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страницы…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9；Иванов В.А. Переписк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емы. Диалог ведет читатель.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9；Журавлева В.В.（ред.）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Пойск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обытия и факты.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Шишкин В.И.（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2；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Ходяков М.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 Лань，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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