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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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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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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册制度建立以后，领导干部基本面貌的变化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不仅变化的范围广——涉及了从最高层到基层各个级别领导干部，而且变化的方面多——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和党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级别、全国各个领域干部的任免调配权力；通过登记、考察、鉴定、任免调动、管理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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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册制度的任免范围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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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册制度相比之前的任命制，可以称之为“绝对任命制”。因为这时的任命制已经完全排除了其他选拔干部的方法，将干部的任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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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官册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由党中央组织机关直接任免。1926年三个官册任命官员的数量比例如下，1926年3月共任命4365人，其中，第1号官册占27.8%，第2号官册占29.4%，第3号官册占42.8%。以后，大致保持这个比例。[30]根据制度规定，第1号官册包括党、国家、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最高领导职务的名册，由党的最高机关——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批准。[31]第2号官册由部门提名，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中央登记分配部批准。上述数字表明，由这两个官册任命的高级官员占到任免官员的大多数——57.2%。在最重要的部门，如编制指令性计划的国家计委、主管国家间关系的外交部、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等部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比例更高，达到60%～80%。[32]实际上，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不仅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官册人员的任命，经常也操纵着第3号官册人员的任命。[33]即使对地方和基层领导职务的任免由地方党的机关拍板，但也要报中央组织部门批准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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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免领导干部的范围，官册包括了对国家各个领域领导人的任命。官册不仅包括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任免，也包括对社会组织（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等）领导干部的任免。[34]除任命各人民委员部主席、副主席和部务委员会以外，还任命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厂长、木材采运企业领导人、供应站站长、仓库主管、办事处主任、托拉斯和辛迪加领导人、大使、领事等。官册还批准国家杂技团团长、内务部羁押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所有成员、苏联人民法院院长等。[35]此外，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按宪法规定，其领导干部应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也由中央组织局确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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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大林和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控制了党、国家、社会团体高级干部和地方负责人的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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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册制度自诞生以后，形成了三个重要环节：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负责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干部进行任免调动；对官册中的领导干部进行管理与监督。在这三个环节中，任命与调动是官册制度的起点和核心，而对领导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成为任免干部的前提。1923年官册制度诞生以后，便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普遍登记、考察鉴定、划分类型和任免调动。考察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项：组织行政能力；文化和专业水平；政治素质。[37]当时，中央委员会还制订和批准了统一的“负责人考察条例”，该条例确定了考察鉴定后对负责人使用类型的划分：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不降职调往另一个单位者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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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政治成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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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册制度建立以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中央十分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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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干部数量不足，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数量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迅速组建了党、国家和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并需要立即向各级领导岗位派遣领导干部。苏维埃俄国最初的领导干部队伍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职业革命家，这批职业革命家组成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核心。列宁去世的1924年，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占92%。[39]但是，在夺取政权时期涌现的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各个级别政权机关对干部的需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下层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列宁认为，工农群众中蕴藏着大量有行政才能的人才，需要培养和提拔他们。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和三级党校体制[40]，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胜任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补充了大批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初期干部的第三个来源，是旧政权的管理人员。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借用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的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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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以后，尽管有上述三个来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情况很不理想：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工农干部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旧职员难以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仍然严重不足。根据俄共中央的数据，1919年，由于领导干部不足，在省党委会中，只有12.5%的成员专职从事党的工作，82%的成员同时还要兼任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夏，26个省的146个县党委会的基本成员虽然都是刚刚提拔到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党的专职干部也仅有9%，85%的县党委会成员同时还需完成苏维埃的工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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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和军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俄共（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向经济管理部门派出领导干部。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经济领导干部来源不足，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提拔非党专家和旧职员到经济管理机关。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43]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192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个托拉斯管委会的875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37%（325人），无党派占63%（550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23%（203人），职员占21%（183人），农民占24%（209人），其他280人，占32%。[44]1924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在教育、行政、对内与对外贸易、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经济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与贸易等7个专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非党派比例仍高达45.5%，俄共党员比例勉强超过一半——为54.5%。[45]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对当时领导干部阶级成分和政治成分的结构极不满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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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不得不任用旧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同时，党中央部署以提拔党员领导干部的方法，来改造干部队伍的政治社会结构。在1920年8月战争基本结束时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合理分配全体党员，提拔党员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的任务：“由于转移到经济任务，目前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特殊的组织任务。……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必须在对党员进行确切登记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更有计划地分配党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比较小的工作被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范围比较大的工作。”[47]1921年5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更明确地提出了提拔新的党员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任务：在新的复杂条件下，“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基本任务要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合理分配党的力量方面，而这一工作首先应当同提拔新的工作人员，把他们从责任较轻的工作岗位调到责任较重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48]根据中央的部署，1920年代，大量的新官员被任命。以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数额为例，1922年4月至1923年4月间任命1035人，1923年4月至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至1925年12月为12227人。[49]1925～1926年，共登记33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央机关的地方机关的部门官册职位共73413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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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根据党中央合理分配党的力量的精神，干部调动较频繁，官员流动性比较大。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的数据，官册制度建立后的三年（1924～1926）中，全体领导干部中的85%变换了自己的职务。[51]1921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规定党的主要组织工作是“提拔新的工作人员”，因此，干部的流动主要是向上流动。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中央机关调入1744人，其中65%（1127）是从地方上调来的。2825个派到省和县的领导干部，其中74%（2051）是从地方上调来的。根据登记分配部关于302名被调动的干部的资料，88%（266名）的干部是上调。其中133名（44%）上调到更负责的岗位，37名（12.25%）从县调到省，96名（31.78%）上调到省内更负责的岗位。[52]以1926年7～9月为例，经过中央登记分配部调动的干部50%任命到更高的职位，42%是平调，只有4.2%是调到比以前低的岗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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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的人成为新的官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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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会议都规定了提拔共产党员到重要工作岗位的阶级原则。党制定的这个阶级原则，与当时多数俄共高级领导对非党员极端不信任是相一致的。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就说过：“苏维埃国家被迫使用99.9%是由知识分子、过去的私有者、业主、银行家、商人和旧店员组成的机关组织行政管理、生产、销售、计划、储存、金融等活动。而那些人的大多数不仅与苏维埃国家利益不同……而且是积极地仇视苏维埃国家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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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拔领导干部阶级原则的指导下，中央组织部门大规模地将俄共党员提拔到领导岗位，在这些岗位上提高了党员的比例：从1923年4月党的十二大之前至1924年1月十三大前的9个月时间，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工业部门，从48.0%提高到59.6%，合作社部门从51.9%提高到60.1%，在对外贸易部门从70.4%提高到81.3%，在整个高级领导干部中从67.5%提高到74.9%。[55]1924年4月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的第1号官册共列入3500名最重要、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对其中1016名干部的政治成分的研究表明，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导部门——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共产党员占86.1%，在外交部占92.0%，侦查—审讯和惩罚机关占9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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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在经济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比例不高的问题，党向经济部门高级领导中大量补充共产党员，迅速提高了党员在经济管理层的比例：从1923年党的十二大至1927年党的十五大，在托拉斯管委会成员中，党员比例从42.0%提高到64.7%（详细数据参见表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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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托拉斯管委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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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至1929年1月，在苏联全体管理者中，联共（布）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达到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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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以后，斯大林不仅通过官册制度使领导干部政治成分逐渐一元化，而且通过这一制度清除了政治反对派。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复杂的党派纷争。这种纷争既有经济建设路线分歧的因素——随着恢复时期逐渐结束，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逐渐提上日程，苏维埃俄国是否继续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进行经济建设？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以及“托—季联盟”等，与斯大林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纷争还有浓烈的权力斗争色彩——列宁逝世以后，党内出现领袖真空。谁能接任列宁的领袖地位？局面并不明朗。[59]当时，经济建设路线方面的分歧与政治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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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通过扩大书记处（他在1922年4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权力，在党内的权力与地位迅速提升。但是，反对派的首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都是与列宁共同创建苏维埃俄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当时担任着党和国家要职，在党内有重要的影响和雄厚的组织基础。因此，若要打倒他们也并非易事。然而，由于斯大林是书记处书记，中央登记分配部是书记处的下属机构，斯大林得以通过中央登记分配部（后来是组织分配部）控制领导干部的任免，从而拥有了制服反对派的杀手锏。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在“提拔”干部是组织工作的主旋律，干部主要是向上流动的大潮下，斯大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反对派领导干部调到基层部门或边远地区。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4月4日的数据，1926年，在一系列中央机关（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管委会、合作社中心等）领导干部的40%～60%，以及50%以上的工厂厂长，45%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官员和由中央掌控的2号官册中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不到一年期间调到了较低的岗位上（苏维埃部门是27%）。[60]借助组织局和书记处，“‘新反对派’的所有活动家都从高级岗位上被清除出来，被派到了低一个级别的职位上。从1926年3月，新反对派的拥护者有计划地被调换到远方的省份。1926年5～6月份，组织分配部调动了1497个党的工作者，其中只有391个调到中央机关，而调到农业和民族地区的有980个”。[61]通过官册干部制度，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任命了拥护自己路线的领导干部，从组织上彻底击溃了党内反对派，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为贯彻其政治、经济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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