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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在物质待遇上享有的种种好处开始显露出来，使群众对党的看法有所变化。1924年12月8日《真理报》文章中的某农村党员说，现在许多人“把党看成带馅的大包子”。[80]“带馅的大包子”是用来满足人们食欲的美味。由于有些人认为党可以满足个人私欲，于是为觅私利而入党——在党内出现了追求名利的投机分子。在1920年9月底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了这种现象：“必须特别重视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在重新登记的工作方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一个追求个人名利的可疑共产党员，带来两三份介绍书，就没有二话地被登记入党，然而，一些工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时间、不愿意或者不会搞到相当的介绍书，就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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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了满足私欲的投机分子不仅钻入党内，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尽快爬到领导岗位。1927年1月18日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负责人C.B.科肖尔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形成了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不愿意长时间在这样或那样的岗位上，特别是在技术工作，在职位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如果派共产党员去机关工作，他认为，他应该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岗位。他在工作不上心，而是窥测怎样才能更快地出人头地，成为部门或分部门的负责人等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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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维埃政权早期贪污受贿现象增长，也与经济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经济管理高度集中，资金和物资供应由国家统一拨付，产品全部上交国家，同时经济关系实物化，既没有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的空间，也没有进行权力交易的市场条件。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一方面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另一方面经济管理权下放，出现了权力交易和贪污贿赂的空间与条件，给有些经济管理者谋私造成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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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对管理权力缺乏监督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为了增强与私商的竞争力，国有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托拉斯。托拉斯的领导人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他们掌握着托拉斯所属企业生产、供应和销售的巨大权力。解密档案表明，由于缺乏监督，经济管理干部从贪图小便宜走上舞弊的道路。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经济部门工作者—领导人的腐化“堕落是从以优惠价格自我供应开始的。开始是拿少量的布匹、鞋子、衣服和食品给自己、给亲戚和熟人”。由于没有人发现，“后来就拿这些东西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83]由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管理干部徇私舞弊得以蔓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普遍性。1923年，В.В.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总结中说，经常收受贿赂的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在托拉斯管理者中具有典型性：“在研究了诸多纺织托拉斯的资料之后，若改一改勃拉戈夫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某些线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绝对抛开刑事犯罪的因素，大概，那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这些资料提供的托拉斯主席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主要的特性。”[84]这些托拉斯管理者的特性之所以一致，都是钻了管理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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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俄国文化素质水平低下有关。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曾说，“贪污受贿”是“道地的俄国现象”，因为俄国文化素质低下，“贪污受贿”是“靠文盲这块土地滋养”的。另外，有些俄共党员政治素质不高也是贪污受贿蔓延的重要原因，列宁说，“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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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行为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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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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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浪费公款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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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20年秋党的九大时，许多党的代表就已经谈到了特权对党内生活的腐蚀性的影响。他们愤怒地说：“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在很多角落，中央或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地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或农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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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怒斥的奢侈现象，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В.В.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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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和医疗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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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这些官员对《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置若罔闻。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1923年3月，Ф.Э.捷尔任斯基愤怒地指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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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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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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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情报，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的贿赂，包括几串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带海狸鼠领的貂皮大衣。还有资料说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负责人中受贿的组织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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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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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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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导人收受贿赂肥了自己，坑害了苏维埃国家。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西北铁路物资服务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牵扯到118个人受到法庭审判，受贿后，领导人提高了承包价格，签订了对承包人有利的合同，而铁路建设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呈报的账目中增加了货币开支，但是由于承包人造假，所供应的贵重材料都是铁路不需要或者是铁路不能用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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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贪污和盗用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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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生。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30%）涉及盗用公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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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是盗用公款最严重的地方。1925年11月30日举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了下述数字：在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参与窃取公款或盗用公款。[95]该会议还披露，根据司法人民委员会拥有的数字（42个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审理中涉及各种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层网工作者8833件，省和州机关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个人是俄共（布）党员，291人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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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运用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受贿赂的干部通过破坏法律，在手里集中了巨额原始资本，并大肆挥霍国民财产，实际上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根据1920年代苏维埃经济学家的统计，由于他们的挥霍，国家财产的损失达到3.50亿金卢布。[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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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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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经济管理者中出现的腐化现象，严重危及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称：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98]1922年11月3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发往省委、州委和民族委员会的通告信中，痛斥腐败的严重危害：“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有使工人国家机关腐化和被摧毁的危险。”[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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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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