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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4年资料统计，这栋楼共有336名服务人员：137名领班守卫，20名女清洁工，8名男垃圾清洁工，40名扫院子的人（夏季少一些），3名园丁，38名消防员，4名警卫队长，35名钳工，25名电工，6名地板打蜡工人，7名司机，6名电梯维修员，7名医生和女护士。[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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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的领导干部也同样居住在市有住房里。彼得格勒原1号、2号苏维埃楼（阿斯托利亚和欧洲宾馆），叶拉兴半岛的别墅，喀琅魏克斯大街的21、23号楼，红色佐拉大街（石桥大街）的26/28号楼都属于市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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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魏克斯大街21、23号楼和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是1912～1914年按照伯努瓦家族的设计方案建造而成的。它们是一片带有大约250个设施完善的住宅的巨大的建筑群。住宅里有宽敞的浴室、集中供暖、电话、正门和后门。每一个大门入口都有电梯，正门到第一层入口处铺着地毯。住宅分成主人的房间（4～5间宽敞的房间）和仆人的房间（3～4间不大的房间）。壁炉是用大理石镶砌的。[65]1924年9月，市属住房统一管理委员会在讨论住房改行经济核算制问题时，基于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特殊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决定将其保留在住房分局的预算中。不仅如此，伯努瓦家族的这片建筑群还由市属住房托拉斯拨款进行了维修。楼里的技术人员剧增：1925～1926年有114人在其中服务，包括11名打扫院子的人、9名锅炉工人、12名守卫者和18名正门守卫者。在随后的5年中增加到170人，其中扫院子的人增加到16人，正门守卫者达到42人。这些服务人员由托拉斯任命的房屋管理员管理。1926年2月，住房分局在专门的决议中指出，这栋楼仍由省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66]毫无疑问，这些众多的服务人员的开支都是由国家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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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的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1920年代中期集中于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而1930年代初的房簿资料显示，主要集中于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和23/59（29/37）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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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彼得格勒苏维埃有25名代表居住在20套住宅里（26/28号楼有14套，23号楼有6套）。[67]其中包括А.А.古谢夫、Г.В.日加列夫、Н.И.伊万诺夫、Р.А.卡普兰、И.П.科萨列夫、Б.П.波泽恩、К.В.谢利维奥尔斯托夫、Э.А.拉赫亚等。[68]从1924年4月开始，季诺维也夫居住在26/28号楼9门二层118号住宅里。[69]当时仅次于季诺维也夫的、联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Г.Е.叶夫多基莫夫得到了26/28号楼3门23号住宅，这是一套非常威风的住宅。在26/28号楼2门20号住宅居住着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Е.В.洛斯。[70]彼得格勒军区指挥官В.М.吉季斯居住在三层119号住宅。四层的120号住宅分给了叶夫多基莫夫的妻子К.В.叶夫多基莫娃，她是民族楼食堂的主任。俄共（布）省委组织委员会主任А.С.库克林居住在五层121号住宅。[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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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掌权的一把手也几乎都住在26/28号楼。如Г.Ф.费奥多罗夫、И.Е.科特利亚科夫、Г.В.齐佩罗维奇。[72]波泽恩一家从1号苏维埃楼搬到了26/28号楼70号住宅，后来又换成了那栋楼的97号住宅。[73]З.И.莉莉娜和儿子、Г.И.萨法罗夫夫妻，他们只在乡村贫民第一大街4号楼居住了很短的时间，就搬到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和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里。[74]1924年1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管理分局的领导人И.М.莫斯克温也搬到了26/28号楼。[75]1924年4月，И.Ф.卡达茨基搬进了26/28号楼，他是布尔什维克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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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开始，领导干部集中于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和23/59（29/37）号楼。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1门共23套住宅，都是大户型的。由7个房间组成的8号住宅是最好的住宅，在革命前这套住宅一年的维修费用是1440卢布。1930年，列宁格勒区委会副书记М.С.丘多夫从23/59号楼40号住宅搬到21号楼8号住宅。波泽恩同妻子、儿子从26/28号楼的97号住宅搬到了21号楼12号住宅，共有6个房间，1911年这套住宅的维修费用是1220卢布。联共（布）市委副书记И.И.加扎居住在9号住宅。10号住宅居住着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会主席М.М.谢尔加宁。党的市委书记А.И.乌加罗夫在1933年占据了17号住宅。从1927年起，列宁格勒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Г.Н.佩拉耶夫居住在19号住宅里。1933年，И.Е.卡斯帕罗夫一家搬到23号住宅，他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组织部主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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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下半期，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0～109号住宅的居住情况如下：区执委会主席А.П.格里奇玛诺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2号住宅里。区委会书记А.С.谢尔巴科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3号住宅里。从1931年开始，列宁格勒军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机构副局长И.В.扎波罗热茨居住在106号住宅里。在107号住宅里，从1935年3月居住着Н.Г.茹利德-尼古拉耶夫，他是列宁格勒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管理局的领导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卡达茨基居住在109号住宅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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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列宁格勒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活动家都同普通群众居住在一起。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从1926年4月开始居住在26/28号楼2门20号住宅里，这个门里所有其他的住宅都是有许多住户（普通的工人和职员）的典型的公共住宅。如在13号住宅里居住着9家共计21口人。[79]这种情况在1932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干部竭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这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从住宅中迁出普通居民；某套住宅固定归属某个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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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1919年搬进了“斯韦特兰”工厂的女运输工人彼得拉科夫斯卡娅；1921年，工人斯米尔诺夫全家也搬了进来；随后，无产者索科洛夫一家也搬进来了。1930年代初，这套住宅共居住着5个家庭共20口人。1933年，住宅里所有的人都被迁出，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全家及其亲属、同事占据了这套住宅。[80]1918年，在彼得格勒区住房委员会的指示下，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被分配给工人以及政治技术学院、电子技术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居住。他们每20～30个人居住在一套住宅里。1932年所有普通人全部迁出，这栋楼完全成为领导干部的住所。[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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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某个机关的住宅，基本上是一个人搬出住宅，接替这个职位的人或同级别的人搬进相应的住宅。[82]例如，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5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П.И.斯特鲁贝——列宁格勒区执委会主席，他在1937年6月27日在莫斯科被逮捕，同年10月30日被枪毙；П.И.斯莫罗金——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书记，1938年春天担任斯大林格勒区委会第一书记，在1939年2月25日被枪毙；З.А.杰维基亚洛娃——联共（布）区委会科学分部主任。[83]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12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列宁格勒地区检察官波泽恩，他于1938年7月9日被逮捕，1939年2月25日在莫斯科被枪毙[84]；1939年3月，区委员会书记И.О.谢赫钦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这里；两个月后，党委员会书记А.Я.叶菲莫夫及母亲和两个女儿搬进这里；1949年，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刑侦分局局长А.А.科济列夫在此居住；随后是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局长Б.П.波诺马廖夫；1954年居住着全苏联卫生技术设备科学研究院院长П.К.伏罗希洛夫。[85]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3号住宅从1930年代中期就被联共（布）区委会副书记丘多夫占据，他于1937年6月在莫斯科被逮捕，1937年10月30日被枪毙；之后居住着区委会书记谢尔巴科夫，后来迁居莫斯科；从1943年开始，苏联元帅、列宁格勒前线指挥员Л.А.戈沃罗夫全家在此居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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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领导干部宽敞的独户住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里[87]，这是工业化时期住房建设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产物。同住房公社一样，公共住宅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之，只不过在1920年代它不是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此外，居民还居住在工厂的宿舍和临时宿舍里。也有许多人栖身在走廊里和别人住宅的角落里——住在走廊和穿堂里的人通常还有床，而栖身在厨房或者其他公用空间角落的人就睡在地板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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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科夫斯基在192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莫斯科的公共住宅：住宅里有一种特别的莫斯科的味道——从大群聚集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厕所总是在不间断地工作，在每套住宅里每分钟都能听得见厕所冲水的声音。[89]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排队等待住房的人数是2.7万人，而能得到住房的不多于50～60人。[90]莫斯科一个6口之家，孩子们请求不要让他们住到楼梯下的小屋里，那个小屋没有窗户，总面积才6平方米。[91]36岁的列宁格勒工人，住在走廊5年，他给莫洛托夫写信，恳请给他“一间房间或者一所小住宅，以便他在其中过个人生活”。住宅对于他来说“就像空气那样是必须的。”[92]1919年卫生人民委员会规定人均居住面积最少为8平方米。[93]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只有5.9平方米，莫斯科为5.2平方米。[94]1930年代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对于一个普通居民来说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到1940年前，莫斯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几乎4平方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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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宅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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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房类型都发生了变化。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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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和普通群众的公共住宅在人均居住面积和住宅的基础设施方面相去甚远。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前者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房间的，一人占有一个房间，许多干部的住宅里连保姆（女仆）也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这还没有将辅助面积计算在内。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时列宁家的女仆就有自己的房间。В.阿利卢耶夫家的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包括保姆在内共5口人，人均居住面积为20平方米。而后者则是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往往2～3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96]，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姑且按照5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前者的人均面积是后者的4倍。想象一下那个即将搬进6平方米小屋的6口之家，人均居住面积仅仅1平方米。普通百姓家中也有雇佣女仆的，但由于住房危机，大部分家庭女仆都没有床铺，她们睡在走廊里、过道里、厨房里、桌子底下或者椅子上。1920年代中期，莫斯科一半的家庭女仆在厨房过夜。而从1929年开始，他们只有在得到住宅所有人的同意后才能在厨房里过夜。[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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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98]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99]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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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领导干部的住宅楼里也有普通群众居住，但二者的居住条件却迥然不同。领导干部普遍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像莫洛托夫那个级别的官员一家就占整整一层楼，而叶夫多基莫夫夫妻二人则各自占据一套住宅。至于同一栋楼里的普通群众，这样的一套住宅却是由几家合住的，共用厨房、卫生间等设施，也就是以公共住宅的形式居住着。如上文提到的，与基洛夫同一楼门的邻居就是9家21口人共同居住在一套住宅里。而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原本容纳20～30个人的一套住宅在1932年后却只供领导干部一家居住。如果我们假定官员的家庭为5口人，那么其人均居住面积则为普通群众的4～6倍。即便如此，领导干部仍然竭力排斥普通群众，努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此外，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还要受到特殊的保护。例如，基洛夫家壁炉的烟道全部被砌在墙里。从基洛夫的家到斯莫尔尼宫沿线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为此大约有300人从附近的住宅迁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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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也有居住在公共住宅的。但同样是公共住宅，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也有着“质”的不同。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37号住宅居住着11个芬兰人：维尔塔宁一家（2人）、列赫基宁（1人）、佩尔托拉一家（4人）、贝利休（1人）、托柯伊（1人）、许尔斯葵木尔杰一家（2人）。维尔塔宁是芬兰语广播电台的责任编辑，列赫基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佩尔托拉是这家报纸的主编，托柯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员。[101]1933年，在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共居住着10个人。他们是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和妻子、弟弟、两个孩子、家庭女仆、斯特罗明的近亲А.А.比留科夫。还有3个与斯特罗明在职业上有密切关系的单身汉：А.И.特罗伊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分局的局长助理，В.С.叶夫多基莫夫是那个分局的办事员，П.К.雅科夫列夫是军人。这套公共住宅的所有住户是那么“情投意合”，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红色街44号楼5号住宅搬到26/28号楼的，也是在同一天——1935年9月19日一同去莫斯科的。[102]基洛夫的邻居Р.Т.马齐耶夫斯基是“红色维博尔热茨”工厂的钳工，他和妻子Е.А.帕夫洛夫斯卡娅-马齐耶夫斯卡娅都是反对派成员。1934年，帕夫洛夫斯卡娅的亲戚、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反对派领导人П.А.扎卢茨基和1934年前由于参加反对派被流放的Я.拉比诺维奇，他们邀请马齐耶夫斯基一家居住到自己的住宅里。[103]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公共住宅与普通百姓有着“质”的不同：首先，领导干部的住宅非常宽敞，他们是真正自愿而非强迫性质的与人共居。大多是一些共性的特征，如相同的工作性质、相同的政治信仰等将住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和素不相识、毫不相关的人共同居住。其次，公共住宅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普遍的、主流的居住形式，而1920～1930年代的城市居民则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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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如果说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已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那么到1920～193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这种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官民之间的住房差距越来越大，可谓泾渭分明。然而，这种差距还不是最大的。当我们走出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来到领导干部豪华奢侈的世外桃源——别墅时，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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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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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别墅：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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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别墅，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总是要与美丽、富贵、豪华甚至权力联系起来，绝非人人可以拥有的东西。而在苏联，由于地大物博，土地近乎可以无偿使用。因此，居民除在城市有住房外，还可以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作夏季避暑之用。[104]可以说，别墅是苏联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普遍拥有的住所。因此，本文也将别墅作为一种住房类型进行考察。与别墅的“普遍性”并存的是巨大的“差异性”。依笔者看来，可以将其粗略分为“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两种类型。本节就分别对这两类别墅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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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的。官位等级高的人在郊区得到房屋或者在克里木、高加索得到讲究的别墅，官位等级较低的人在疗养区没有自己的别墅，只能去部门疗养院和休养所。1920年代，夏季去国家别墅或者疗养院是党—国家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习以为常的事情，这项制度随着斯大林专制体制的建立得到巩固。[105]同住房一样，这些别墅都是属于国家的，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只需交纳很少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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