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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房类型都发生了变化。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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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和普通群众的公共住宅在人均居住面积和住宅的基础设施方面相去甚远。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前者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房间的，一人占有一个房间，许多干部的住宅里连保姆（女仆）也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这还没有将辅助面积计算在内。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时列宁家的女仆就有自己的房间。В.阿利卢耶夫家的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包括保姆在内共5口人，人均居住面积为20平方米。而后者则是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往往2～3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96]，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姑且按照5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前者的人均面积是后者的4倍。想象一下那个即将搬进6平方米小屋的6口之家，人均居住面积仅仅1平方米。普通百姓家中也有雇佣女仆的，但由于住房危机，大部分家庭女仆都没有床铺，她们睡在走廊里、过道里、厨房里、桌子底下或者椅子上。1920年代中期，莫斯科一半的家庭女仆在厨房过夜。而从1929年开始，他们只有在得到住宅所有人的同意后才能在厨房里过夜。[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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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98]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99]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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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领导干部的住宅楼里也有普通群众居住，但二者的居住条件却迥然不同。领导干部普遍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像莫洛托夫那个级别的官员一家就占整整一层楼，而叶夫多基莫夫夫妻二人则各自占据一套住宅。至于同一栋楼里的普通群众，这样的一套住宅却是由几家合住的，共用厨房、卫生间等设施，也就是以公共住宅的形式居住着。如上文提到的，与基洛夫同一楼门的邻居就是9家21口人共同居住在一套住宅里。而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原本容纳20～30个人的一套住宅在1932年后却只供领导干部一家居住。如果我们假定官员的家庭为5口人，那么其人均居住面积则为普通群众的4～6倍。即便如此，领导干部仍然竭力排斥普通群众，努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此外，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还要受到特殊的保护。例如，基洛夫家壁炉的烟道全部被砌在墙里。从基洛夫的家到斯莫尔尼宫沿线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为此大约有300人从附近的住宅迁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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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也有居住在公共住宅的。但同样是公共住宅，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也有着“质”的不同。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37号住宅居住着11个芬兰人：维尔塔宁一家（2人）、列赫基宁（1人）、佩尔托拉一家（4人）、贝利休（1人）、托柯伊（1人）、许尔斯葵木尔杰一家（2人）。维尔塔宁是芬兰语广播电台的责任编辑，列赫基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佩尔托拉是这家报纸的主编，托柯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员。[101]1933年，在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共居住着10个人。他们是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和妻子、弟弟、两个孩子、家庭女仆、斯特罗明的近亲А.А.比留科夫。还有3个与斯特罗明在职业上有密切关系的单身汉：А.И.特罗伊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分局的局长助理，В.С.叶夫多基莫夫是那个分局的办事员，П.К.雅科夫列夫是军人。这套公共住宅的所有住户是那么“情投意合”，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红色街44号楼5号住宅搬到26/28号楼的，也是在同一天——1935年9月19日一同去莫斯科的。[102]基洛夫的邻居Р.Т.马齐耶夫斯基是“红色维博尔热茨”工厂的钳工，他和妻子Е.А.帕夫洛夫斯卡娅-马齐耶夫斯卡娅都是反对派成员。1934年，帕夫洛夫斯卡娅的亲戚、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反对派领导人П.А.扎卢茨基和1934年前由于参加反对派被流放的Я.拉比诺维奇，他们邀请马齐耶夫斯基一家居住到自己的住宅里。[103]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公共住宅与普通百姓有着“质”的不同：首先，领导干部的住宅非常宽敞，他们是真正自愿而非强迫性质的与人共居。大多是一些共性的特征，如相同的工作性质、相同的政治信仰等将住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和素不相识、毫不相关的人共同居住。其次，公共住宅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普遍的、主流的居住形式，而1920～1930年代的城市居民则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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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如果说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已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那么到1920～193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这种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官民之间的住房差距越来越大，可谓泾渭分明。然而，这种差距还不是最大的。当我们走出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来到领导干部豪华奢侈的世外桃源——别墅时，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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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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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别墅：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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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别墅，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总是要与美丽、富贵、豪华甚至权力联系起来，绝非人人可以拥有的东西。而在苏联，由于地大物博，土地近乎可以无偿使用。因此，居民除在城市有住房外，还可以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作夏季避暑之用。[104]可以说，别墅是苏联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普遍拥有的住所。因此，本文也将别墅作为一种住房类型进行考察。与别墅的“普遍性”并存的是巨大的“差异性”。依笔者看来，可以将其粗略分为“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两种类型。本节就分别对这两类别墅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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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的。官位等级高的人在郊区得到房屋或者在克里木、高加索得到讲究的别墅，官位等级较低的人在疗养区没有自己的别墅，只能去部门疗养院和休养所。1920年代，夏季去国家别墅或者疗养院是党—国家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习以为常的事情，这项制度随着斯大林专制体制的建立得到巩固。[105]同住房一样，这些别墅都是属于国家的，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只需交纳很少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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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所有的国家别墅，包括南方的疗养区，都位于莫斯科近郊通向鲁布列沃—乌兹别尼公路的美丽的森林地带。别墅村有内部特供商店、特供食堂、电影院、图书馆、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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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多是由沙皇时期有名的地主的庄园改造而成的。比如，革命前一位著名的石油企业家祖巴洛夫的住宅就被改建为斯大林、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别墅。С.阿利卢耶娃写道：“祖巴洛夫一家在巴库和巴统拥有几处炼油厂。我父亲和А.И.米高扬都熟悉祖巴洛夫这个名字，他们在20世纪初就在他家的炼油厂领导过罢工，还在工人中组织过工人小组。革命以后，1919年，当有可能使用莫斯科郊外许多被丢下的别墅和庄园时，父亲和А.И.米高扬都想起祖巴洛夫这个名字来了。А.И.米高扬一家和孩子、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别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都迁进了当时称之为祖巴洛沃二村的那幢房子，而我们父母则住进了邻近的较小的祖巴洛沃四村。”[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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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米高扬和С.阿利卢耶娃都在回忆录中介绍了米高扬的别墅。Н.А.米高扬写道：“别墅是用红砖建造的，哥特式城堡的风格。三个方向都有大理石台阶铺就的门。半圆形的大理石台阶通到二层，地下室也是大理石台阶铺就的。有前厅和大厅，墙壁都用美丽的浸染的柞木包上，大厅挂着怀抱婴孩的圣母像，画框是意大利做工的大理石框，通向二楼台阶的墙上是风景画，台阶末端通往二层的墙壁用巨大的法国织花壁毯包裹着。一层和二层都是大理石壁炉……台球室里两个墙角的窗户镶嵌着柔和的彩色绘画。用浸染的柞木装修的餐厅装有老式不透明水晶玻璃吊灯，墙上挂着高脚盘和大碟子。雕花的酒柜一直顶到天花板。别墅有两扇通向服务员房间的门，有一扇通向走廊的后门，还有一扇通向院子的门，院子距离两层的厨房只有几步，厨房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一切都是那么舒适、宽敞、美丽。”С.阿利卢耶娃的回忆与上述内容基本吻合：“А.И.米高扬的别墅至今还保留着它那主人丢下家流亡国外时所留下的那个样子。花厅里摆着一个主人心爱的大理石雕的狗；屋内陈设着当年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雕像；墙上挂着古老的巴黎织花戈白林挂毯；楼下房间的窗子是用彩色玻璃镶嵌成的图画。小花园、大花园、网球场、暖花房、温室、马厩都和原来一样。每当我到这位善良的老朋友的亲切的家中时，总是十分愉快。你一走进那间古色古香的餐厅，那里老是摆着那雕花的酒柜，挂着老式玻璃大吊灯，一个座钟也老是摆在壁炉上。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的十个孙儿孙女都在房前房后的草地上嬉戏，然后就在这个桌上进午餐。”[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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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别墅也是非常豪华的。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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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祖巴洛沃四村的别墅与众不同，它经常根据主人的爱好进行改建。С.阿利卢耶娃写道：“祖巴洛沃原是一个偏僻、荒芜、长满杂草的庄园，这所房子很阴暗，有着尖屋顶，摆满了古老的家具。我父亲将它改造成阳光充沛、收获十分丰富的园地，有花园菜园，盖起各种各样的有收益的房舍。原先的宅邸进行了改建，那哥特式高屋顶被拆掉，房间重新作了设计。古老家具拉走了，只在楼上妈妈的小房间里留下了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高大的穿衣镜，镶着金边，雕花的镜脚也是镀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母亲和父亲住楼上，孩子们和外祖母、外祖父以及来往的客人住楼下……”[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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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莫斯科的富人在近郊的乌索沃村建设了讲究的别墅，1930年代那里成为政府别墅区。别墅是从鲁布列沃—乌兹别尼公路的岔道口开始的，这条公路向右通向森林，森林后面就是莫斯科河。在这片森林里有几套别墅，一套在1937年前属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卡拉汉，后来Л.П.贝利亚在此居住。距离这套别墅不远是朱可夫元帅的别墅。而在波尔河的对岸，是官位稍微低一些的官员的别墅村。[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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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或改建原有的别墅外，莫斯科在1930年代中期还新建了许多专门的别墅村和疗养院供领导干部夏季休息和疗养。比如，建筑师梅尔让诺夫1934年在孔策沃专门为斯大林建造了一栋别墅。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不久就种上了一片树林，挖通了沟壑，堆成丘陵。这是“一幢现代化的轻巧的平房，它安卧在花园、森林和一片繁华之中。整个房顶是一片宽敞的、作日光浴用的平台……”后来这栋别墅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不断改建：“不是嫌阳光太少，就是需要在阴凉处有个平台。如果是平房，那么就再增建一层；如果是二层楼房，那么，就拆掉一层。”[111]梅尔让诺夫还为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在南方设计和建造了好几处别墅。按照约凡建筑师的设计，距孔策沃不远建造了“巴尔维哈疗养院”。喀山第一书记拉祖莫夫，按照一座已成为党的工作人员高级休养所的私宅的标准，为自己建造了一栋别墅。随后，城市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利用从其他的款项中非法挪用的钱和地方工业领导人从自由资金中拨出来的钱，建造了一个别墅村。[112]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雅哥达原来是莫斯科地区党的高层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给自己建造了非常豪华的15～20或更多房间的别墅。[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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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精英也喜欢带着全家到索契或者克里木的国家别墅区或疗养院度假。根据贝利亚的指示，1930年代在加格拉修建了一套别墅。Н.米高扬描写道：“这座建筑在今天看来都是建筑思想的典范。这是一座建立在简洁和严整的形式上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建筑：一层是一个通向凉台的大餐厅，带有威尼斯的落地窗户。凉台的另一边是客人的两个卧室和厨房、卫生间……房子建在山上，我们通常都是乘车去海边。岸边是隔开的一段海滨浴场，这个浴场是属于这栋别墅的，有小船和兽皮艇。当贝利亚搬到莫斯科时这套别墅分给了他。”[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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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别墅区都设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这里的墙壁和屋顶总是那么明亮。从上到下挂着一串串葡萄，成熟的浆果、梨、柠檬。在小畦躺着带小刺的黄瓜、浅淡的茄子、正在发红的番茄”[115]，由园丁培育它们。斯大林更喜欢自己动手改造园林。С.阿利卢耶娃写道：“我父亲立刻就把房屋周围的树林清理了，砍掉了一半树木，腾出了一片空地，房子变得比较明亮、暖和，也不那么潮湿了。林子也进行了清理，并加以维护，春天把枯树叶子耙净。我家门前有一处美丽的明快透光的白桦幼林，一片洁白。我们这些孩子就在这片林子里采蘑菇。不远的地方办了养蜂场，蜂场旁边的两块空地，夏天种上荞麦，供蜜蜂采蜜。那挺拔的干爽的松树林的四周留出空地，这些空地也精心地进行过清理，长着草莓和黑覆盆子果树丛，这儿的空气分外新鲜而且芬芳……他把大片土地种上果树，种上许许多多的草莓、覆盆子、黑豆树。离我家稍远有一小块长着灌木的空地，用铁丝网圈了起来，里面养着火鸡、野鸡和珍珠鸡；鸭子在小水池里游着。这一切都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逐渐繁荣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实际上是在一个小小的地主庄园以及它的农村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们这里每年要割草，采蘑菇和浆果，每年有自家产的新鲜蜂蜜，自己的糖醋泡菜，自己养的家禽……我母亲只关心房前的大丁香树，只要每年春天能繁花满枝就行了。她还在阳台旁边种了一整排茉莉花，还让人给我搞了一个小园子，保姆教我挖地翻土，种上旱金莲和金盏花。”[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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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喜欢在闲暇时看电影，夏天几乎每个晚上都看。疗养院设有电影院；新建的国家别墅都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房间；未经改建的、没有专门放映间的别墅，则将屏幕悬挂在最大的房间的墙上，通常挂到台球室的墙上。例如，米高扬在比楚尼特的别墅通常每周日都放电影。屏幕挂在台球室的墙上，在凉台旁的大厅后面有一个放映室。放映厅非常宽敞，除全家以外还可以容纳几个客人。[117]此外，所有的国家别墅和疗养院都设有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和浴室。几乎所有人的休闲方式都是一样的：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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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别墅和休养所拥有庞大的服务机构，一律由国家负责开支。例如，雅尔金“红星疗养院”，每月有担任负责职务的53名领导人在此休养。疗养院共有95名服务人员，仅医务工作者就有20名，包括4名医生和16名女护士。[119]1930年代初期以后，领导干部的家具、饮食、劳务等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支付。С.阿利卢耶娃也写到这一问题：“我母亲没有享受过像后来这种毫无限制的用公款建立的豪华生活。这一切发生在她死后。这时我们家已经公家化了，军事化了，管理我们家务的是国家保安部的全权代表。妈妈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正常而朴素的。”[120]“主要的是我们家的管理制度完全改变了。以前是母亲自己随意从什么地方挑选人，她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挑选什么样的人。现在家中的服务人员都是公家派来的领国家工资的人。于是工作人员或服务人员（现在如此称呼，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仆人）的编制猛增起来。每个别墅里都出现了警卫长、警卫队（警卫队又有自己专门的首长），两名厨师，每天轮流值班，两班清扫人员和餐厅服务人员，也是分班轮换。这些人都是由专门的干部处选派来的……国家的‘服务人员的编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起来，绝非我们一家如此，其他政府成员，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家中都是一样……从实质上说，这一制度到处都是一样：完全依靠公家开支用度，由国家工作人员来管理，而住在这个家里的人都生活在日夜不断的警惕的眼睛的监视之下。这个制度是30年代初期在某处出现的，后来从规模和权限上都日益巩固和发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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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豪华、奢侈的人间天堂——“贵族别墅”相比，普通群众的“平民别墅”则显得太寒酸、太简陋了。平民别墅就是在郊外靠近河流和森林的地方搭建的木制房屋，有平房，也有二层小楼。平房一般为“人”字形屋顶，便于大雪的滑落和融化。二层小楼的屋顶一般为苍穹顶型，呈半圆形。绝大多数别墅没有上下水，用水要到路边或村边的手压水井去打。别墅四周有木栅栏围起的一个小院子，种植一些果树、蔬菜和花木。[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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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对“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的差别一目了然：前者多属西方风格的砖质房屋；后者是一层或两层的木质房屋。前者是现代化的建筑，豪华的装修，名贵的甚至多是进口的家具；后者连上下水都没有，需要去井里打水。前者休闲娱乐设施齐备，如运动场、游泳池、电影厅、温室、马厩、日光浴场，还有许多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后者根本不要奢望会拥有这些设施。一句话，“贵族别墅”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里面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官民在别墅生活上的巨大差距难以衡量，这是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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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本文得出结论如下：①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从1920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由此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②从经济收入来看，在1930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123]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的。[124]③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125]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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