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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如此否定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统治下的苏维埃俄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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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维埃俄国主张的公有制在美国就不能得到认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银行、铁路、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等国有化法令。由于该法令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片反对和斥责，他们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神圣原则的公然侵犯。例如，众议院代表米勒把俄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工业企业的措施称之为“盗窃”。[7]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国有化条款，也给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在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失。一战以前美国投入俄国工业的资本为6800万美元。[8]一战期间美国对俄投资逐渐加大，临时政府掌权后，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俄国的投资。然而，苏维埃政府企业国有化政策的出台使美国资本家在俄国的投资顷刻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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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实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选举制度和两党制度，而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一党执政、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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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由至上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使其对一切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布尔什维克党是靠暴力推翻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取得政权的。因此，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具暴力色彩的革命，美国政府公然表示反对。国务卿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在野蛮和毁灭生命财产方面俄国革命的恐怖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了合法伪装，而前者哪一样都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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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革命思想使美国政府感到恐惧。一战期间，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论断，提出了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武装起义，必要时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国家。”[11]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种宣传需要，还是其长期的战略选择？关于这一点直到目前俄国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世界革命思想不仅使很多美国人深感恐惧，也唤醒了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感和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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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根本冲突。美国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在美国很多人包括威尔逊总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任何对宗教的攻击和批判都会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反感。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宣扬宗教是鸦片。这种无神论的宗教观必然会招致基督教信徒的不满和排斥，加之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存在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因此，在美国广大基督徒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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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随即在德国、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地区传播开来。为了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的成立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为了抵制和消除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美国政府很快行动起来，开展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大恐怖”（Great Red Scare）运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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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6日，西雅图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罢工导致工业生产停顿，公用事业和运输业严重瘫痪。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认为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产业工会一手策划的，并声称这次罢工是全国性工人运动的开端。随后，参议院一些委员会和纽约议会开始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调查。2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在西海岸逮捕53名外国共产党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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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4月起，美国接连发生几起暗杀州长、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事件。有人把炸弹通过邮局寄给许多政府官员，包括西雅图市长汉森、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总局局长伯利森、霍姆斯法官以及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在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家中，装有炸弹的包裹把他的妻子和女仆炸成重伤；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住宅因炸弹爆炸部分受到损坏。美国报刊称这些爆炸事件是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为，因此美国各地很快出台了一些反对暴力组织及其成员的法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宣布，鼓吹使用暴力的组织和成员不受法律保护。一些州议会还通过法律，宣布悬挂红旗为非法，禁止参加鼓吹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禁止发表煽动叛乱的言论。在1919年，美国共有34个州制定了同样的法律。1920年，又有两个州通过类似立法。[13]在1919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的木材镇爆发了严重骚乱，新组成的美国军团成员袭击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在混战中4名袭击者被杀。事件发生后，警方随即突击搜查该州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逮捕该工会1000多名成员。涉嫌参与森特雷利亚事件的11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成员不久以杀人罪被判处长期监禁。美国的报纸以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来渲染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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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立法对外国侨民、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党人进行严厉惩处。1918年10月16日，国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拥护或属于任何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谋杀政府官员，或是非法破坏他人财产组织的外侨，劳工部长都有权对其实行监禁或驱逐出境。1920年5月10日，该项法律被重新修订。按照重新修订的法律，对所有判定违反或阴谋违反“间谍法”、“资敌法”等战时法律的外侨，只要在一次审讯后发现他们是“美国的不良”居民，都可授权劳工部长对其拘禁或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美国根据外侨法把249名俄国人押解到“布福德”号运输舰上驱逐出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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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8日，800名纽约警察对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群众大会进行了突然袭击，数百名工人被逮捕。1920年1月2日，司法部长帕尔默获得了逮捕3000名外籍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党员的逮捕令。[15]在他的指挥下，数千名联邦特务和地方警察同时对全国所有共产党总部进行大规模搜捕，约有4000人被捕入狱，其中许多是非共产党人和美国公民。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甚至前来探监的人也因被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捕。由于证据不足，约有1/3的受害者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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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长帕尔默在反对共产党等一切激进分子的大规模搜捕活动中，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证公民个人自由的规定：不出示搜捕令就对公民进行拘捕；不论外侨还是本国公民，只要参加过激进分子的集会，或在集会场所周围逗留，就被逮捕；居民被长时间关押，却无权聘请律师；公民的私有财产被肆意破坏，根本得不到法律保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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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的恐怖行为，引起了美国各阶层群众的愤怒和指责。许多组织和知名人士都纷纷指责上述行动是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17]为了抗议帕尔默在国内采取的恐怖行动，1920年5月，12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系主任庞德和该学院教授费·弗兰克福特联名发表了一份告美国人民书，揭露了司法部长帕尔默滥用法律的严重行为。此后，美国政府虽然未再进行如此大规模针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活动，但针对激进分子的歧视和逮捕行动仍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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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由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布尔什维克党政权采取了否定和敌视态度，并在国内对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采取了镇压措施。在外交上，美国也始终避免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在此后不久便参与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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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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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颠覆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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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政府本能地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但美国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俄国是协约国战场的主力，承担着在东线战场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将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1917年11月8日，当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呼吁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终止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时，美国和协约国感到极大震撼和恐慌。在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之前，为了阻止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美国极力避免公开批评和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权，表面上做出与苏维埃政权友好的姿态，并派代表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以防止其倒向德国的怀抱，暗地里却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达到其对抗苏维埃政权、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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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把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代表卡列金作为合适人选。1917年12月10日，国务卿兰辛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卡列金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很快得到总统批准。考虑到国内民众激烈反对干涉俄国事务，同时也想造成美国对俄国人民怀有好感的印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掩盖对苏维埃俄国采取的敌对行动。1917年12月13日，兰辛在给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季的电报中指示，名义上由英国和法国向卡列金提供必要的资助，美国则暗地里向英、法支付这笔费用。兰辛还特别提醒佩季，对于美国援助俄国反对派一事必须严守秘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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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约的签订使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参战的企图彻底破产了。至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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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向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迅速发展。俄国退出了战争，绵延2500公里的东部战线不复存在，由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军队集结的长达600公里的西部战线压力大大增加。3月21日，德国与其盟国在西线向协约国阵地发起春季攻势，协约国军队在前线大大受挫。局势的发展促使协约国考虑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阻止其从俄国方向调集军队增援西线的可能性。3月23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采取行动，并不断对威尔逊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出兵。除英法等国要求美国出兵干涉外，美国国内也有人对政府施加压力。5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向政府建议：“和以前相比，西伯利亚现在的局势特别有利于美国和协约国的联合行动。如果美国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人们对美国的好感显然会降低。”[19]一些侨民也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干涉。1918年4～7月，在美国的俄国侨民不断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求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支持干涉俄国。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宣传演说，并私下里做国务院官员的工作，以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干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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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就是否直接出兵颇感踌躇时，日本方面率先采取了军事行动。1918年4月5日，日本以两个本国士兵被杀为借口，派少量军队在海参崴登陆。美国政府始终担心日本借出兵之机独霸俄国远东地区。因此，日军在海参崴登陆后，美国国内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呼声更加高涨。[21]此时，美国政府还在等待时机，以便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理由。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起义恰好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在苏维埃俄国的奥匈帝国战俘组成，共5万人。1918年3月26日，该军团代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通过海参崴前往西线作战。5月26日，该军团突然举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由于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胜利令美国和协约国欢欣鼓舞，并使其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推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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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6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由军政要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并通过了与日本联合出兵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负责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轻武器、机枪和装备，由美国分担这笔费用；在海参崴集结大约由7000名美军和7000名日军组成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前往伊尔库茨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交通线。[23]1918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24]而在此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已经派15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奥林匹亚”号巡洋舰在摩尔曼斯克登陆，随后美国将摩尔曼斯克的美军增加到5000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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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做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他担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武装干涉会激起俄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武装干涉与自己此前一向主张的民主、和平、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相悖，因此干涉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也会使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美国将上百万的军队派往欧洲战场，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主要依赖日军，因此日本有可能借此机会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由于美国对干涉西伯利亚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出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的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某些主张干涉人士的积极劝说和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入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做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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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西伯利亚及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对于这样的解释，参议院的议员们和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都表示怀疑。[27]如果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防止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尽早垮台。武装干涉时期美国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谈，但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情况，谈判不过是在战场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展开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从前的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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