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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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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颠覆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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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政府本能地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但美国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俄国是协约国战场的主力,承担着在东线战场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将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1917年11月8日,当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呼吁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终止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时,美国和协约国感到极大震撼和恐慌。在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之前,为了阻止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美国极力避免公开批评和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权,表面上做出与苏维埃政权友好的姿态,并派代表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以防止其倒向德国的怀抱,暗地里却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达到其对抗苏维埃政权、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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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把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代表卡列金作为合适人选。1917年12月10日,国务卿兰辛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卡列金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很快得到总统批准。考虑到国内民众激烈反对干涉俄国事务,同时也想造成美国对俄国人民怀有好感的印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掩盖对苏维埃俄国采取的敌对行动。1917年12月13日,兰辛在给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季的电报中指示,名义上由英国和法国向卡列金提供必要的资助,美国则暗地里向英、法支付这笔费用。兰辛还特别提醒佩季,对于美国援助俄国反对派一事必须严守秘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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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约的签订使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参战的企图彻底破产了。至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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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向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迅速发展。俄国退出了战争,绵延2500公里的东部战线不复存在,由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军队集结的长达600公里的西部战线压力大大增加。3月21日,德国与其盟国在西线向协约国阵地发起春季攻势,协约国军队在前线大大受挫。局势的发展促使协约国考虑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阻止其从俄国方向调集军队增援西线的可能性。3月23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采取行动,并不断对威尔逊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出兵。除英法等国要求美国出兵干涉外,美国国内也有人对政府施加压力。5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向政府建议:“和以前相比,西伯利亚现在的局势特别有利于美国和协约国的联合行动。如果美国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人们对美国的好感显然会降低。”[19]一些侨民也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干涉。1918年4~7月,在美国的俄国侨民不断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求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支持干涉俄国。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宣传演说,并私下里做国务院官员的工作,以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干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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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就是否直接出兵颇感踌躇时,日本方面率先采取了军事行动。1918年4月5日,日本以两个本国士兵被杀为借口,派少量军队在海参崴登陆。美国政府始终担心日本借出兵之机独霸俄国远东地区。因此,日军在海参崴登陆后,美国国内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呼声更加高涨。[21]此时,美国政府还在等待时机,以便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理由。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起义恰好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在苏维埃俄国的奥匈帝国战俘组成,共5万人。1918年3月26日,该军团代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通过海参崴前往西线作战。5月26日,该军团突然举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由于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胜利令美国和协约国欢欣鼓舞,并使其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推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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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6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由军政要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并通过了与日本联合出兵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负责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轻武器、机枪和装备,由美国分担这笔费用;在海参崴集结大约由7000名美军和7000名日军组成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前往伊尔库茨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交通线。[23]1918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24]而在此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已经派15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奥林匹亚”号巡洋舰在摩尔曼斯克登陆,随后美国将摩尔曼斯克的美军增加到5000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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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做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他担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武装干涉会激起俄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武装干涉与自己此前一向主张的民主、和平、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相悖,因此干涉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也会使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美国将上百万的军队派往欧洲战场,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主要依赖日军,因此日本有可能借此机会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由于美国对干涉西伯利亚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出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的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某些主张干涉人士的积极劝说和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入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做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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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西伯利亚及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对于这样的解释,参议院的议员们和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都表示怀疑。[27]如果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防止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尽早垮台。武装干涉时期美国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谈,但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情况,谈判不过是在战场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展开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从前的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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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苏维埃政权,美国和协约国向俄国内各派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1917年12月1日至1920年1月1日,美国共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各力量派别拨款7730万美元。[29]在1919年9月5日,美国经高尔察克同意,向邓尼金的军队提供了30万发榴霰弹、7.2万支步枪、23.5万双皮靴、1500包皮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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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干涉军撤出俄国之后,为了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美国增加了对波兰的供应。在1920年上半年内,美国援助了波兰200多辆坦克、300多架飞机、2万多挺机枪和其他武器和服装。[31]此外,1920年8月,美国“法拉比”号轮船还从纽约向弗兰格尔部队运送了436挺机枪、247.9万发子弹、456捆钢材、3130支步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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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通过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府充满了期待,并幻想在布尔什维克党统治垮台后按照美国的社会制度模式来改造俄国。在援助高尔察克期间,威尔逊总统曾派特使前往高尔察克军队驻地。总统希望高尔察克能明确地保证:一旦推翻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统治,高尔察克政府必须保证土地私有权、民众的选举权和召开立宪会议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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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与武装干涉的各国之间存在矛盾、它们所支持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自身的腐败、美国内反对干涉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民众的英勇抵抗等因素,美国和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固程度远远超出其最初的预料。同时,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很难用武力战胜它。威尔逊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在我看来试图用作战部队来阻止一场革命运动,就像用一把扫帚阻挡大潮一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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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干涉失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今后的对俄政策。鉴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1920年7月美国政府出台了对苏政策史上的重要文件——《柯尔比照会》,全面阐述了美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方针和政策。照会中说:“目前俄国政权并不是建立在大多数俄国人意愿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他们允许召开立宪会议,但并未保证任何具有民众选举性质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尽管数量上仅占民众的极少数,却凭借暴力和阴谋诡计推翻了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政府,夺取了权力和国家机器,并继续依靠这些手段和残酷的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可能承认目前俄国政权的合法性”。照会还说,“苏俄多次宣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政权的维持,取决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发生革命。它将推翻和摧毁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美国政府很清楚,第三国际是一个公开宣传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组织。并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宣称,不干涉他国事务的承诺决不会束缚第三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毫无疑问,第三国际组织将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他国家可能设立的任何外交机构的庇护和支持。既然布尔什维克党政府决心要而且必然要图谋推翻我们的制度,而这个政府的国际关系概念与美国的国际关系概念、美国的价值观念又是如此大相径庭和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政权,不能承认或友好地接受这样的政府代表,也不能与这样的政府保持官方关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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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比照会》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苏不承认主义政策的正式形成,成为指导美国对苏政策的总纲领。事实表明,无论是威尔逊政府,还是以后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政府,都遵循《柯尔比照会》原则,对苏联政府采取对抗和不承认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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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干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在此期间,苏维埃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发展经济联系及外交关系的努力,但由于对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美国政府对苏联希望发展双边关系的要求反应十分冷淡。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未曾放弃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努力,而苏维埃政权对美国政府也始终存在高度的戒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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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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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3年苏维埃俄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饥荒波及俄国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伏尔加河流域、奥伦堡等省份是这次饥荒的重灾区。[36]据统计,仅在灾情严重的巴什基尔地区,饥民人数就达106.4万人,占居民总数的90%。无以为食的饥民不得不吃猫、狗和马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景象。饥荒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和敌对情绪。一些农民把共产党员看作是老百姓灾难的根源,对苏维埃政权征收粮食税的政策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在有的地方,由于粮食危机工人对苏维埃政府也产生了不满情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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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1年5月,苏维埃政府就已经获知夏季干旱将至的消息。由于预料到饥荒即将到来,苏维埃政府想尽各种办法来收集粮食。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列宁更是整天被饥荒所困扰,苦苦思索着渡过眼前这场难关的良策。5月10日,列宁致电在伦敦的苏维埃商务代表团:“给你们下达的购买200万普特粮食的命令必须立即执行,不拘价钱多少,无论在何处,请于近日购买一批,哪怕是数量不多的一批。”另据克拉辛回忆:“当我1921年夏天从伦敦回到莫斯科,来到列宁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他处于不安的情绪中。他老是望着酷暑、炎热的天空,显然他是在期待着,渴望已久的云儿何时才会出现。而且,他不断地问我:‘我们是否能够从国外购买到粮食?协约国是否允许运粮食到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亲自关注每一艘从国外来的轮船,简直是用电报和信函来轰炸我们:‘切望做到所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便更快地救济灾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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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饥荒迫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1921年7月23日,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21年7月13日向“有良知的人们”发出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由于歉收,千百万的俄国人正面临饥饿的威胁。因此,高尔基呼唤所有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来用粮食和药品帮助他们。[39]列宁也在1921年8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并向欧美各国政府发出专函,请求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提供粮食援助。对于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怀有复杂、矛盾心理。一方面,十月革命后美国和协约国直接参与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武装干涉虽然失败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在这样背景下,呼吁西方国家向苏俄提供援助很可能为其从事反苏维埃政权活动提供可乘之机。早在1920年,列宁在谈到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时就曾指出,“不要指望富有者——资本家的援助。目前统治世界的英、美、法等强国资本家们虽然向我们表明,他们愿意援助我们的饥民……但他们想利用饥馑来消灭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自由,永远夺取工农手中的政权。”[40]另一方面,面对千百万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惨景象,苏维埃政府又渴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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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很快对苏维埃俄国的请求做出回应。美国救济总署同意对俄国饥民开展救援工作。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由赫伯特·胡佛负责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向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和老人提供援助。美国政府虽然称它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但这不完全与该组织的真实情况相符。该组织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希望利用它对欧洲国家的粮食援助来达到遏制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目的。1919年1月11日,威尔逊总统在谈到美国救济总署向欧洲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的目的时曾经指出:“粮食援助是解决目前欧洲局势和和平问题的关键,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向西方推进,它已经席卷了波兰,并正在向德国蔓延。虽然武力不能阻挡它,但是粮食援助可以阻止它。”在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时期,美国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该组织对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粮食援助来达到反苏维埃政权的目的。[41]显然,美国政府也希望借饥荒援助的机会来对苏维埃政权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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